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是新时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目标追求。这一目标的达成,既有赖于适切的制度建设方法,更取决于对制度本质的洞见。然而,目前有关大学制度的研究与改革实践往往局限于制度形式的改进与完善,相对缺乏对制度本质的追问和探讨。为此,本研究置身于社会转型和高等教育后大众化的时代背景,以规制与自由的矛盾及其消解为研究主线,着力探索和揭示大学制度建设的价值逻辑,试图在一定程度上追究“大学制度为何”这一本源性问题。　　作为一种价值负载物,大学制度内蕴着多重价值属性。从形式方面看,大学制度是一套行为规则或规范体系,具有多方面的功能,这些功能是其内蕴多重价值属性的客观基础。同时,不同大学制度主体的需求及其程度存在差异。所以,大学制度的价值是多元的。规制与自由是大学制度价值序列中的两种重要价值。一方面,大学制度能够规制大学内外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非理性行为,为大学办学提供必要的秩序、效率和责任基础;另一方面,大学制度应当始终坚守学术价值,维护自由,保障大学的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性,以及教师基本的学术权利。　　规制是大学制度的首要价值和手段性价值。大学首先是社会组织,它要想在社会中生存和发展,就必须秉持政治论哲学,遵循社会的发展逻辑,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及其运行机制规制其内外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复杂利益关系。大学制度规制的价值合理性,主要体现在形成秩序、提高效率和明确责任等方面。实现大学制度的规制价值,核心在于建立和完善合理性机制及合法性机制。　　自由是大学制度的更高价值和目的性价值。大学之所以是大学,其根本就在于大学的学术性。这意味着大学是自由的,因为自由是学者个体或学者团体追求高深学问的先决条件。所以,大学制度应当始终维护和保障大学的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性,以及教师基本的学术自由权利。大学制度自由价值的实现,首先应当建立和完善自治大学制度,核心是独立的法人制度;其次应当从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和实施机制等方面对大学内部制度进行改革和创新。　　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大学制度价值矛盾的特点及紧张程度各不相同。大学是利益相关者组织,不同办学主体对大学及其制度的利益诉求是不一样的,因而它们之间必然存在利益(价值)冲突。相应地,大学制度的“规制”与“自由”客观上也必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从欧美国家大学的发展来看,中世纪大学自由依附于规制,德国现代大学规制与自由结合,美国现代大学规制与自由平衡。反观我国,大学制度的“规制取向”格外突出,而其“自由追求”却始终难以得到真正实现,这对大学学术的发展和繁荣产生了深刻影响。　　消解大学制度价值矛盾具有重要意义。大学制度价值矛盾的尖锐化导致大学非理性发展。坚守大学的核心价值,均衡大学与外部利益相关者,以及大学内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复杂利益关系,是大学制度价值矛盾消解的根本意义所在。德、美两国大学曾先后引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因此,深究德国大学讲座制度、美国大学董事会制度的价值矛盾及其消解,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大学是个体理性和社会理性的统一,是学术理性和行政理性的统一。无论社会环境和大学条件如何变化,大学制度建设都必须将规制价值和自由价值整合起来,既反对规制主义,也反对自由主义。同时,它还必须超越操作主义,实现价值理性和技术理性密切关联的范式转型。由于长期以来过于追求“规制”,我国大学制度建设的价值特殊性非常突出,既表现在价值矛盾、价值矛盾的消解模式方面,也表现在价值矛盾的协调方面。基于大学的学术性本质、大学与社会的共生性,以及制度建设的基本要求,推进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应当遵循如下基本原则:一、是崇尚自由价值,强化大学制度的精神;二、是重构规制价值,增进大学制度的科学化;三、是平衡规制与自由价值,在社会环境和大学条件的变迁中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