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合同在我国的出现并不是自建国以来便有的，即使到现在，它的存在与发展仍然伴随着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曾经有些人认为它的性质应属民法范畴，因此对它的研究归置在私法领域；而有些学者着重于“行政”二字，将其定位于公法领域。但是无论采取何种理解似乎都对行政合同的理解都有些偏颇，不能涵盖所有特征，并且随着政治的变迁，民主主义的思潮在中国大地的传播，以及国家保障、福利社会等新的政府管理手段的出现，行政合同逐步跨入人民的视野并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福利国家型社会保障模式源于英国,主要存在于北欧国家,在目前最具有代表性的国家是瑞典。由最初的慈善济贫行为到今天的政府行为,保障的内容也变得日益丰富,政府介入的规模也由小变大,逐渐由地区型变为中央型。行政合同在国家建设服务型社会中体现了对群众的尊重，对人民权利的注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行政合同在我国的运用出现了如雨后春笋般的形势。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是由有关行政机关作为发包方，与承包方就国有工业企业承包经营中的权利义务问题进行约定的合同；公用征收补偿合同是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征收行政相对人的财产并予以相应补偿而对相对人签订的合同。还有国家科研合同，国家定购合同，公共工程承包合同，计划生育合同等。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是在我国出现最早的行政合同，虽然如此却没有一套专门或者具体的法律来做出由性质到救济途径的完善规定，只能在其遇到具体问题时由地方性法规和政府性规章来做出调整。行政合同的日趋普遍使越来越多的学者试图寻找一个合理切入点来解释行政合同，完善法律的指引作用，预测作用，并在发生纠纷时更及时的救济合同当事人。在以上所说的社会、法律大环境下，在公法与私法均不能单独并全面阐述行政合同的性质时，有人进而引入了“公法私法化”“私法公法化”等概念。尽管这些观点还未形成强而有力的体系，但由此可以看出，行政合同已经跨越了曾经的简单的公法，私法领域，与国家，社会的复杂政治形势相联系。所以，笔者大胆突破传统二元法律结构推测是否行政合同可以归属于第三法域，可以在社会法领域寻找突破？早期社会法以经济法和劳动法为代表，该学术概念的形成可追溯至19世纪70年代的德国。本文即是笔者尝试以社会法为基础，试图从第三法域之社会法下寻找行政合同新的救济思路，探求行政合同最佳救济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