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是互联网科技发展的产物，互动性是其主要属性，本文从用户角度出发，界定微博互动为“用户借助互联网、手机等技术平台，依靠符号语言、文本语言、图像语言等，在微博平台中进行的信息交互过程，以此实现虚拟世界的人际沟通”。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微博互动研究以及微博互动对敌意媒体效应的影响两个部分。微博互动研究，从微博互动功能、微博互动中的用户特征以及微博互动网络结构等几个方面展开。除交往性以及信息交换，微博互动还有辟谣功能和搜索功能；在微博中存在着认证用户及非认证用户，利用SPSS17.0，本文对这两类用户的关注数、粉丝数以及微博数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了这两类用户具有不同的特点，认证用户的关注数、粉丝数、微博数之间没有呈现关联性，而非认证用户的发博数与粉丝数中度相关，关注度与粉丝数低度相关；在微博互动的网络结构的考察中，本文以“美中12届高一2班”为样本，通过其粉丝之间的相互关系，利用Ucinet软件，对这个小集体进行了密度、中心性、凝聚子群分析。在微博互动对敌意媒体效应的影响研究中，利用价值相关卷入、印象相关卷入、粉丝指数三个指标测量微博互动，个人立场与感知到的媒体立场的差值来测量敌意媒体效应。在话题的选择方面，本文以追星立场为个人立场，以微博用户对杜海涛下跪权志龙事件的看法为调查样本，在新浪微博中利用滚雪球抽样方式发放问卷，回收有效问卷266份。首先根据追星立场对用户进行了分类（支持者、中立者、反对者），然后通过微博互动指标与敌意媒体效应之间的相关及回归分析，得到以下结论：1.敌意媒体效应在中国是存在的；2.价值相关卷入及粉丝指数与敌意媒体效应效应无关；3.印象相关卷入同敌意媒体效应有关，印象相关卷入越大，敌意媒体效应越大。根据黄国光的“人情面子论”，人们会因为要获得名誉、地位等进行工具性交往，因而他人的印象会影响到个人的思维及行为方式，卷入程度越高，表达了其越需要被认可的希望，因而其对信息做出了更为细致的处理，信息接受范围更窄，从而导致了更强的敌意媒体效应。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丰富国内敌意媒体效应研究。二、本文在微博互动的研究基础上，考察了其对敌意媒体效应的影响，扩展微博互动应用方面的研究内容。三、国外对敌意媒体效应的研究多数基于传播学理论，本文从社会网络理论角度，解释了微博互动对敌意媒体效应的影响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