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几乎是与唐朝相始终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在两百多年的相处中南诏与唐朝进行了频繁的交往交流,促进了唐代中原士人对南诏的认知和形象构建,进而对唐朝治理南诏的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唐代中原士人心目中的南诏形象关注不够,成为南诏史和唐朝与南诏关系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鉴于此,本文对唐代中原士人心目中的南诏形象进行系统研究,主要内容和观点如下:首先,文章基于相关史料爬梳解析和后世学者的研究成果,复原概述一个较为本真和客观的南诏本来面目,作为后文解析唐代中原士人心目中的南诏形象的对比参照系和整篇文章的研究背景。主要内容包括:南诏世系、南诏与唐朝关系的两次重要转折,以及南诏通过与唐朝频繁地接触和学习形成的政治、文化、经济体系等。其次,文章归纳总结了唐代中原士人对南诏认知的两种主要途径:一种是和平的使者往来,如南诏首领逻盛亲往朝贡、唐朝使者前往册封南诏王等;一种是非和平的暴力冲突,如鲜于仲通、李宓两次征讨南诏,王蹉巅劫掠蜀地等。认为这两种途径是唐代中原士人获取南诏信息并建构南诏形象的主要方式,并且因为南诏与唐朝两种交往方式的反复,对唐代中原士人心目中南诏形象的塑造产生了重要影响。再次,文章分类重点论述了唐代中原士人心目中的南诏形象。由于唐代中原士人能够接触到的信息不同,对南诏的了解认知和形象建构可分成两个群体:一是多数中原士人通过唐诗这一唐朝最大、最流行的文化载体和新闻媒介了解到的南诏形象,包括“遥远”、“炎荒”、“易叛”、盛产“红藤杖”、“顺服王化”等面向;二是少数中原士人通过其他渠道和媒介了解到的南诏形象:有时是“侍唐最谨”的典范,有时却是“畏威而不怀德”的军功之地,或是“物产丰富”却“财货不入”,甚至有些人认为南诏充斥着“妖异谲怪”。通过研究发现,虽然唐代中原士人对南诏的认知较前代有所加深,但其心目中的南诏形象与前述南诏本来面目存在不小差距。最后,文章考察指出唐代中原士人对南诏的认知偏差,使得唐朝中央政府的南诏政策和治理措施产生了误区,认为:认知偏差是造成唐朝治理南诏出现严重失误的重要原因;在不同的情况下,对南诏形象认知偏好或者偏坏,都有可能造成唐朝治理南诏政策的偏失,甚至是造成“叛唐归蕃”这样严重的失误。综合来讲,南诏作为西南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其大部分时候是臣属于唐朝的,南诏与唐朝的关系总得来说也是比较亲密的,应该从整体考虑,用立体的、联动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南诏与唐朝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