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以增速变化、结构优化、动态转化为特征的新常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更是为我国新经济体制注入新的活力,风险投资作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孵化器”得到了飞速发展。与此同时,2009年我国创业板的设立,标志着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构建,为风险投资机构提供了更为完善的的退出渠道,进一步加速了我国风险投资的发展。通过首次公开发行(IPO)退出一直以来都被视为是风险投资最佳的退出方式,因此大部分对于风险投资的研究仅仅局限于风险投资在IPO之前对于企业的价值增加和影响。然而,数据表明,风险投资并不是在IPO后立即全部退出。2006年至2016年间,中国有40%的风险投资在IPO三年后仍然持有其投资公司的股份。因此,高速发展的风险投资不仅对于企业初期融资及上市前的公司治理有重大影响,在所投企业上市后也仍然是重要的参与者。我国金融市场开放时间短,相关条例不够完善,IPO市场乱象丛生。IPO企业违规、造假、业绩变脸等行为屡见不鲜,使我国中小投资者蒙受了巨大损失,对我们新兴的金融市场产生了恶劣的影响。风险投资在所投企业上市后究竟是帮助企业继续价值增值(value-add),实现企业与投资者的双赢,还是在逐名动机(grandstanding)下盲目地扩张、通过内幕信息干扰资本市场的正常秩序,从而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本文研究了在当前金融经济背景下我国风险投资对于上市公司治理的影响,为我国风险投资发展提供理论基础与现实依据。本文以理论结合实践为研究框架,就风险投资对于上市公司治理影响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通过详细阐述风险投资的运作过程,以不完全契约理论、双重委托代理理论以及信号传递理论为基础,构建博弈模型,对风险投资对于上市公司治理影响机理进行了详细的探讨。接着从盈余管理,高管薪酬水平以及超额管理费用三个维度实证探讨风险投资对于上市公司治理影响。本文认为风险投资在支持企业上市后,进入了IPO退出的最后阶段,其持股并不是以获得企业控制权为目的,而是表现出强烈的“逐名动机”。首先,风险投资在持股期间,会显著提高上市公司当期应计盈余管理,且风险投资持股比例越高的企业盈余管理程度越高。风险投资在企业上市后到最终减持退出这期间,表现出了强烈的“逐名动机”,通过其在董事会或股东大会的权利,向管理层施压,采取正向的盈余管理来粉饰持股期间的会计业绩,以获取减持时的最大收益。因此,风险投资持股恶化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质量。风险投资对于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水平起到显著的正向作用。造成企业的高额的高管薪酬水平有两种因素:其一,是企业缺乏有效的“监管”体系,从而加剧了委托代理问题;其二,是对高管的个人能力及经营绩效的补偿。进一步探讨高管的薪酬敏感性能区别两种因素。通过实证发现,风险投资对于企业高管薪酬的股票回报率敏感性显著正相关,而对于高管薪酬的资产回报率业绩敏感性却并不显著。因此风险投资在企业IPO以后,注重企业短期业绩稳定,无暇顾及企业的长期利益,并未对企业高管的薪酬体系形成有效监管。风险投资在持股上市公司期间,显著增加了上市公司的超额管理费用。超额管理费是寻租活动的财务反映,寻租活动能在短期内为企业提供一定的政治优势,带来短期业绩提升,但是长期来看,挤出了企业的研发费用和其他生产性支出,侵害了企业的长期价值。通过对上市公司超额管理费用的测度,实证分析发现,风险投资并未起到“监管”作用,而是恶化了公司治理,显著增加了上市公司的超额管理费用。不同属性的风险投资寻租需求不同,国有风险投资所支持的上市公司寻租活动不显著,而民营风险投资与外资风险投资支持的上市公司寻租活动显著提升,且外资风险投资支持的上市公司寻租活动更为强烈。本文在结合了理论推导与实证检验后,得出结论:我国风险投资在支持企业IPO后,仍表现出了强烈的“逐名动机”,继而恶化了企业的公司治理。基于此结论从规范风险投资自身产业以及完善资本市场的外部条件,提出了促进风险投资资金来源多元化、优化风险投资机构组织机构、加强对风险投资机构的监管、完善市场的上市制度以及加强上市公司的外部审计的政策建议,以期促进我国风险投资产业良性发展,发挥其“监管”、“认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