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是近代以来世界上最强大的政治和社会力量之一,也是近代以来最为成功的政治信条。对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的研究是世界范围内一个广泛而又持久的课题。东亚民族主义渊源于19世纪下半叶的反西方运动,是近代国际体系演变和民族危机共同造就的产物。日本的侵略战争,使东亚民族主义被赋予了特殊的历史记忆,这种记忆直至今天仍然是东亚民族和解的障碍和民族主义冲突的直接“诱因”。同时,自朝鲜战争至冷战结束,东亚民族主义的目标诉求中又关联了无法摆脱的“美国因素”。至今为止,东亚民族主义尚未完成自主、统一、强大的历史使命。20世纪90年代,冷战的结束使世界局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际政治格局向多极化发展,大国关系重新调整,经济全球化加深了相互依存,南北矛盾激化,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威胁日益突出。世界范围内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波及到东亚国家,中韩日民族主义日益兴起。基于“历史情结”和现实的假设,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具有不可否认的“反西方”、“大国主义”以及“防日”、“抗美”等指向。冷战结束后,日本新民族主义逐渐抬头,其核心纲领就是使日本成为“正常国家”。日本新民族主义这一目标不仅在国内有着深厚的认同基础,国际局势的变化也为其提供了空间。当代韩国的民族主义既包含着对民族历史、国家现状的审视和关注,同时也体现了在应对地缘环境挑战时民族文化以及民族心理的变化和诉求。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2001年日本小泉内阁执政后推行的一系列强硬外交,造成东亚国家间利益尖锐冲突,引发东亚民族主义思潮强势抬头和相互对立。东亚民族主义的兴起与世界范围内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在时间上的契合,究其根源在于特定的地缘政治因素和深层的历史文化因素。就本质而言,当代东亚民族主义冲突仍然是近代以来东亚国家间斗争的延续,无时无刻不体现着“谋生存、求发展”的所有现实国家利益的内容。民族主义冲突的影响涉及东亚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诸多层面。民族主义造成东亚国家相互依存与安全困境的两难抉择,民族主义的“反抗”或多或少的指向美国并因此带来东北亚区域政治结构的变动。民族主义是影响国家战略的观念因素,战略理性与民族主义的浮躁给国家对外战略的制定和实施造成了压力。尽管东亚经济实现了腾飞,但民族主义的目标仍旧遥远,而民族主义的对峙却成为地区合作的障碍和安全的隐患。美国、欧盟、亚洲其他国家正在警惕的注视着中国和日本的发展方向,人类面临的全球问题也期待着东亚地区主要国家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民族主义已不再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也不再是指导东亚国家发展和进步的政治纲领。从长远来看,东亚民族主义有必要加以“整合”。地区主义是连接民族主义(国家利益)和全球主义(全人类利益)的纽带,借鉴欧盟成功的经验,地区主义理应是东亚国家和解、合作、和谐的起点。以地区主义推动东亚合作,以多边机制保障东亚安全,以“共有理念”培育东亚认同,东亚国家、东方文明将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从历史的角度看,民族主义的淡化和消融,最终离不开民族平等、互信基础上的民族文化交流、民族文化认同及整合,尽管这将是一个伴随经济一体化、政治民主化的极其漫长而又痛苦的过程。摆脱“大东亚共荣圈”的梦魇,正视“中国威胁论”和“中国责任论”,充分挖掘东亚智慧的宝库,渐次确立建设“新东亚”的理念,将是东方民族、东方文明改变“从属”地位,掌握生存主动权和实现勃兴的伟大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