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成功进入中古上层社会的进程,可从支孝龙、竺法潜、支遁等名僧的事迹窥见一斑。西晋名僧支孝龙借居士竺叔兰译出《放光经》的机缘而与名士接触和交往,为佛教进入中古上层社会之缘起。　　 文章结合汉晋时期名士团体称号的出现和变化,以及佛教在西晋上层社会传播的时代背景,对名僧支孝龙参与西晋“八达”之游进行了分析。论文考察了名僧帛远成为河间王颙座上宾,以及西晋末年法护译经的相关背景。由汝南周氏一门族供奉《放光经》并奉佛之记载,亦能窥见佛教在此后东晋上层名士中的传播,是沿着支孝龙、竺叔兰所开创的路线而展开的。　　 由帛尸梨密与上层名士交往,发现从支孝龙到帛尸梨密,两晋间的佛教名僧已经成功地在上层名士交游圈中占有一席之地。佛教在帛尸梨密等僧人的推动下,亦逐渐进入到琅琊王氏这一东晋高门士族中。名僧康僧渊精通汉语和汉文化,但他初到江东时并不知名,后与名士殷浩谈论而名显,之后得与王导、庾亮接触。从康僧渊的事迹到康法畅与庾亮“握麈尾”之佳对,可知这些在史籍留名的过江名僧,均与上层名士积极交往,这对其个人及佛教传播之事业有较大帮助。　　 论文还对此前学界较少注意到的名僧竺法潜在西晋时事迹进行了初步挖掘,讨论了其俗姓和家族出身问题,判定他为某一高门士族子弟。他的弘教活动,使得东晋王公贵戚以及当朝权臣对佛教了解更为详细深入,为此后佛教在东晋上层社会的传播以及成为中古社会文化的主流打下基础。　　 论文考察了东晋名僧支遁之师承及与名士结交之因缘。据支遁与谢安、王羲之等名士交往的事迹,发现佛教逐渐影响东晋一流名士及其家族的部分细节。同时,随着僧、士交往的逐渐加深,名僧将不可避免地陷入上层社会之政治、人事斗争。支遁本人很可能在两派关键人物间起了一定的调和作用,间接影响了东晋政治。在他的努力下,佛教学说渐渐成为东晋最上层名士的谈论话题。　　 最后,本文结合《放光经》、《维摩诘经》的译传及影响,以及东晋支妙音尼干预朝政的事例,补充说明了佛教进入东晋上层社会的其它重要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