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国家统筹乡村治理的一大重要战略,是激活农村资源要素、增强农业发展动力、完善城乡融合发展机制的重要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对于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对于“三农”问题的解决,党和国家始终坚持稳中求进的基调全面推进农村经济发展。立足中国国情和发展脉络,“三农”问题的探索路径经历了数十年的动态演变,在不断发展和实践的过程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从最初的“三西专项扶贫计划”、“国家八七扶贫计划”发展到“精准扶贫”概念的提出,再到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提出要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一发展历程表明,“三农”问题的解决是为了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最终实现国家的全面现代化。因此,全面、科学、准确的分析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水平与影响因素对于补齐乡村发展短板、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在梳理已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立足甘肃省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现状,基于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农民现代化和城乡融合4个方面共24项指标,科学构建了甘肃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对2010年-2020年甘肃省及其14个市州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和影响因素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进行了对比分析。首先,运用熵权-TOPSIS模型和综合指数模型对甘肃省及其14个市州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然后,通过探索性数据空间分析（ESDA）方法对甘肃省及其14个市州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动态演变展开观测;其次,运用灰色关联度模型对甘肃省整体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再次,前文分析得出甘肃省各个地区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存在正空间相关性,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因此构建带有空间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SDM）对甘肃省14个市州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最后,基于以上实证分析提出对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1）时间序列水平测度。省域:2010年-2020年,甘肃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整体呈现显著的上升趋势,发展势头较好;就四个子系统而言,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农民现代化和城乡融合均处于不断发展的阶段。其中,农民现代化和城乡融合增幅较大,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增速趋缓。市域:总体上看,甘肃省14个市州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呈现出“西北高、东南低、极值锁定”的空间变化特征,以酒泉、嘉峪关为发展水平高核心区,以甘南、临夏为发展水平低核心区,但最低值和最高值区域的综合评价值均在逐年递增,表明甘肃省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处于不断优化阶段;就4个子系统而言,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农民现代化和城乡融合的发展水平逐年增长,但是与甘肃省4个子系统的发展水平相比较增长速度较慢。（2）空间演变水平测度。全局空间关联:2010年-2020年期间,个别年份全局Morans’I指数有下降趋势,但整体来看全局Morans’I指数逐年增高,表明在研究期内,甘肃省各市州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在空间分布上更加集中,存在一定的空间正相关性。局部空间关联:选取2010年、2014年、2017年和2020年的局部Morans’I指数散点图和LISA集聚图得出甘肃省各市州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局部空间自相关主要以高高（H-H）类型和低低（L-L）类型为主,高低（H-L）类型、低高（L-H）类型占比非常少,甘肃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形成了以嘉峪关为中心的高水平发展地区,属于热点区域和以甘南为中心的低水平发展地区,属于冷点区域。（3）传统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甘肃省整体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与其影响因素具体指标之间的关联度从高到低依次为人均GDP＞农林水事务支出＞城镇化率＞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公路网密度＞水土流失治理面积＞二元对比系数＞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但是影响程度相差不大,关联度整体稳定在0.6-0.8之间,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4）空间模型影响因素回归。结果表明:对甘肃省各个市州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影响程度从大到小的因素依次为:人均GDP＞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公路网密度＞农林水事务支出＞水土流失面积＞二元对比系数,其中城镇化率和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可能由于回归时多重共线性的原因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并不意味着城镇化率和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对甘肃省各个市州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没有影响;空间杜宾模型（SDM）最终回归结果中Spatial rho的数值为正,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空间滞后项影响显著,在甘肃省14个市州的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要重视各个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