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速,农村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也同时产生了日益突出的矛盾,农民收入、农村和农业发展成为我国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并在21世纪伊始成为了我国公共财政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焦点。如何衡量农村的发展?这同样是世界所关注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专家提出了人类发展概念,它不仅包括经济增长,还包括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并设计出人类发展指数(HDI)来量化发展的程度。本文引进人类发展理论及人类发展评价方法来研究中国农村发展过程中的财政支持,提出促进农村人类发展、构建小康社会的政策建议。本文由八章构成。第1章为绪论,主要包括选题背景及其理论和实践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论文研究结构、研究方法、创新点与不足之处；第2章为理论分析,主要介绍了发展理论和财政支持农村人类发展的相关理论,包括发展观和人类发展理论、公共产品和公共财政理论、舒尔茨人力资本理论：第3-6章为本文研究的主体部分,在这四章中,在对农村人类发展水平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的基础上,首先就公共财政对农村人类发展和农业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进行了计量分析,其次基于供给和需求的视角,从农业和农民收入、农村教育及医疗卫生的财政支持三个方面,分别分析了政府对农村人类发展的财政供给支持的规模、结构和制度缺陷及其成因(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农村人类发展对财政支持的需求状况；第7章阐述和分析了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财政支持农村人类发展的成功经验,并得出相应的启示；第8章为结论与政策建议部分。在总结出本文的几点基本研究结论之后,根据财政支持我国农村人类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缺陷,提出了加大我国财政支农、提高财政支农效率的几点政策建议。基于本项研究,本文得出以下基本结论：(1)对农村人类发展的定性和定量研究发现,1981—2008年的中国农村人类发展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其中扣除价格因素影响的农民实际收入增长了3.24倍,农业总产值净增长20多倍,农村教育的普及程度、师资水平、办学条件等各项指标均反映出农村教育总体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农村健康水平取得了比世界上同等收入国家更大的进步。在定量研究中,1981—2008年中国农村人类发展指数值增长了46%,其中农民收入增长对农村人类发展水平增长的贡献最大,教育是农村人类发展增长的第二大源泉,健康的贡献率最低。(2)财政支持农业支出对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村人类发展水平都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一方面说明了财政支持农村生产型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既促进了农业经济增长和非农产业的发展,增加了农民在农村的收入,又能通过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进而提高农业生产率,使一部分农村居民能够到城镇务工,增加非农收入,从而推动农村人类发展；另一方面,说明我国农业经济增长还需要增加财政的支持,通过财政投入支持农业生产中应用现代先进技术和经营方式,推动农业走高技术化、集约化和产业化的优质发展道路,实现农业现代化,这不仅能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和增加农民收入,也是不断提升农村人类发展水平的重要基础。(3)财政对农村人类发展的教育和医疗两个领域的支持与农村人类发展水平之间存在非常显著的相关关系,继续增加投入的效率依然很高,但也说明政府在农村公共品领域的投入还未满足需求；农村教育非财政性的投入在农村人类发展中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农村居民的医疗卫生负担由于城市优良卫生医疗资源价格高昂而过于沉重,农村医疗卫生领域的非财政性支出在农村人类发展过程中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从侧面反映了政府在农村医疗卫生财政投入严重不足和管理不够完善的问题。(4)我国财政支持的缺陷导致了农村人类发展的迟缓。随着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在财权被分化而事权未改变的情况下无力支撑农村发展所需的各项费用,财政对农村人类发展的供给支持存在规模、结构和管理制度等诸多方面的缺陷,导致“三农”问题中的矛盾日趋激化,以至于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其原因既有历史也有现实两方面的因素。(5)农村人类发展需要政府公共财政的支持。这既是由农业的特性和公共产品性质、农村教育与医疗公共产品性质决定的,也是缩小城乡在教育和医疗上的差距的需要,加大政府财政支持是推动农村人类发展,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