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时期是我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重要时期之一。晋皇朝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上承三国，下启南北朝，根据皇朝都城的不同，习惯上分为西晋与东晋，合称两晋。西晋虽然短命，但它却结束了汉末三国时期以来的分裂割据局面，社会的相对稳定使经济、文化都得到恢复与发展，史学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繁荣发展的景象。经八王之乱以及五胡乱华之后西晋灭亡迁都建康偏安南方，史学在这一时期仍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史通》是中国首部史学理论的专著，两晋时期的史学是其作者刘知几着重论述的重点之一，涉及到两晋时期的史官制度、史家素养、史书撰述、史学观念等方面。结合两晋史学的实际情况，对刘知几的这些评述进行客观的评价，对于深化刘知几及《史通》的研究，发挥中国古代史学优良传统是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史通》自问世以来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然而长久以来，大多数研究成果还停留在对刘知几及其《史通》某一方面的探讨上，对于作者对某一朝代，尤其是两晋时期史学的评述则未曾研究。因此，无论是对于《史通》的研究，还是对两晋时期史学的探讨都是有待深化的。故本文从刘知几有关于两晋时期的史学评述入手，将其对两晋史学的评述分类归为史官制度、史家素养、史的编撰、史学观念四方面进行研究。一、刘知几对两晋时期史官制度的评述我国自古以来就有重视修史的传统，自先秦时期以来便未曾中断过。而这一传统得以不间断的发展传承，最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于史官制度的沿续以及修史机构的不断完善。两晋时期在我国古代史官制度的发展过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两晋不但继承了前代修史制度的优点，而且建立了目前公认最早的修史机构，即著作局。这在我国史学史发展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在《史通》中刘知几对历代史官制度的起源与发展进行阐述，并对两晋时期的史官制度进行了较为客观的褒贬。这些评述对于推动后世史官制度发展是有很大的借鉴意义的。二、刘知几对两晋时期史家素养的评述刘知几有关于史家的“三长”理论可以说是其史学理论的最重要方面。首先，刘知几在《史通》中用“才、学、识”的“三长”理论对两晋时期史家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评述，以史识为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对这一时期的史家素养作出定性的评价。其次，以直书曲笔理论对两晋时期的史家修史态度作出评述，这种理论已经兼顾到了史德方面的问题，体现出了作者的真知灼见。然而，刘知几由于其所处时代的局限，终究无法摆脱封建时代的烙印，他认为一些必要的曲笔是符合名教要求的，其有关史家素养的理论仍需要用一分为二的客观态度来加以理解。三、刘知几对两晋时期史书撰述的评述通观各朝代史书，刘知几得以在更加客观基础上，对两晋时期史书展开论述。其一，从史书分类上对两晋时期史书展开评述，列举了纪传体、编年体、杂述三类史书。其二，从史书体例上对两晋时期史书进行评述，对这一时期的史书的体裁体例进行评述。其三，从史书编撰角度对两晋时期史书进行评述，这些评述代表性地反映了刘知几在史书撰述方面的理论，也体现了其在史书分类方面前无古人的认识。这样使我们对两晋时期史书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刘知几的认识中虽有相对落后的一面，但结合两晋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分析这一时期的史学成就，总体来说是带有知世论事的辨证认识。四、刘知几对两晋时期史学观念的评述在社会经济与文化获得恢复与发展的晋朝，众多史家在此基础上对历史的认识也逐步深刻。刘知几则对两晋时期的史家在著作中体现出的史学观念进行了评述。其一，刘知几主张以人事为主的天人观，对一些史学家迷信鬼神的天人观提出批评。其二，刘知几认为从古至今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由此对部分史家机械的古今观提出批评。其三，刘知几在区分正统与非正统的问题上有着明确的原则，依此对于两晋时期史家的正统观念做出褒贬。刘知几对于史学观念的评述对于后世的史家撰修史书以及后人研究两晋时期史家的史学观念都有着重点的借鉴意义，其观点是比较客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