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语言课堂而言,协商是指学习者和对话者为实现相互理解、得到更准确的语言表达形式或者为获取更多相关信息,对话语做出的修正、调整或推进。众多西方学者(如Pica, 1991;Foster, 1998;Lyster和Ranta, 1997等)的研究表明协商互动是师生之间会话性互动的基础,是影响目标语的输入和输出的一个重要因素。近年来,协商互动在国内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领域也备受关注,研究者们陆续开展了涉及协商互动与语言学习之间的关系的实证研究,尤其是关于英语课堂中协商互动的调查研究颇为集中。基于这些先前的研究,本研究以心理语言和社会交互理论及可理解性输入输出假说等理论为依据,借助于Boulima (1999)的语言课堂互动分析系统和Brock (1986)的口语输出测量方式,针对新疆留学生汉语课堂中师生协商互动的现状及其对学生即时口语输出复杂程度的影响进行了实地调查。该研究采用非参与性观察、录音及问卷等方法收集相关数据,试图描绘出新疆留学生汉语课堂中师生协商互动的概况,如师生互动中协商所占的比例和各种协商类型的频率分布等情况,探讨不同协商类型在不同课堂任务中以不同方式被发起时对学生即时口语输出复杂程度造成的影响。数据分析结果显示:1.从协商与非协商互动的总体比例来看,师生之间的协商性互动(64.18%)明显高于非协商性互动(35.82%),这区别于以往研究中以提问-回应-反馈方式为主导的英语课堂。在遇到交流困难时,大多是教师发起协商,但也有学生主动发起的协商,虽然频率只占到了16.85%,但也实现了解决交际梗阻的目的。2.在三种协商类型中,内容协商的频次最高(71.62%),次之是意义协商,涉及形式协商的频率最少,仅占9.91%。在进行意义、形式和内容协商时,最常见的教师发起方式分别为理解核查、修正和提示。与教师相似的是学生也常利用理解核查发起意义协商,然而,在形式和内容协商中学生都更倾向于采取以确认核查为主的发起方式。3.在进行内容协商时,学生的交际单位最高(285),句节数为.35;课堂任务中,口语练习环节所产出的交际单位(152)和句节数(.53)都是最高的;各种协商方式一般都能引起学生的回应或修饰输出,其中提示最能促进学生产出较多的交际单位(106),在实施诱导之后,学生产出的句节数最高,达到.40。总的来说,本研究真实地反映了新疆留学生汉语课堂中师生协商互动的实施情况及其对学生即时口语输出的影响,旨在为留学生汉语课堂协商互动教学提供相关的例证,为这一领域将来的研究提供参考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