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1640—1715)是17世纪蜚声中外的短篇小说家,他创作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与另一部小说名著《红楼梦》短长相映,双璧争辉,都是中国古典小说中最值得珍视的优秀文化遗产。对蒲松龄生平、交游、创作、思想的研究,被研究者称为“蒲学”,是聊斋学研究的重要一翼。然而,对于这位中国清代著名小说家生平事迹的研究,还存在着较多的不能尽如人意之处。就蒲松龄《年谱》的撰作而言,到目前为止,已先后有唐风《淄川蒲明经年征》(1933)、路大荒《蒲松龄年谱》(原名《蒲柳泉先生年谱》,1936,1962,1980)、张景樵《清蒲松龄先生留仙年谱》(1980,台北)、刘阶平《蒲留仙松龄先生年谱》(1985,台北)、盛伟《蒲松龄年谱》(1998)、罗敬之《蒲松龄年谱》(2000,台北)6种出版面世。这6种蒲松龄的《年谱》,出版的时间跨度长达近70年,就内容而论,存在的问题大致有三：其一,内容简略。如几经修订的路《谱》,全文在4万字上下；2000年台北出版的罗《谱》,全文也只有16万字左右。因内容简略,这些《年谱》未能详考蒲松龄一生的事迹,故就其性质而言,可云为蒲松龄生平的6种《简谱》。其二,是6种《年谱》存在的问题较多。经论文作者考订发现,上述6种蒲松龄的《年谱》存在的各种错误前后达数百条之多,其中不少错误关涉蒲松龄的重要事迹与创作。由于须予订正的问题较多,故难以被一般研究人员和社会读者放心使用。其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蒲松龄与《聊斋志异》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全面、深入发展的新时期,在蒲松龄生平的研究方面,多年致力于此且有专著出版的即有袁世硕师、王枝忠、杨海儒和本论文作者等数人,散见的相关研究成果也十分可观。但上述6种《年谱》由于内容简约,尚未能做到全面汲取和体现海内外蒲松龄研究的丰硕成果。因此,在目前阶段,撰写一部既内容翔实可靠,又能全面细致地反映数十年来蒲松龄生平研究成果的《蒲松龄年谱》,已经成为蒲学发展的一种必然要求。针对以上问题,《蒲松龄年谱汇考》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是全面考订蒲松龄的一生事迹,包括作者生平、作品系年、创作、交游、思想情感等方面的情况,力求详尽不遗；二是全面订正此前的蒲松龄《年谱》和研究中出现的各种错讹和问题,言必有据,据必详察,力求将此《蒲松龄年谱汇考》做成蒲松龄的生平信史；三是全面吸收和体现近几十年来的相关研究成果,展示新时期以来蒲松龄研究的进展情况和基本面貌。论文分为谱前、年谱和谱后三个部分。谱前部分,分叙淄川蒲氏远祖、淄川蒲氏世系和蒲松龄传略。蒲氏远祖,本论文认为自元代始世居山东淄川。其中蒲鲁浑、蒲居仁二人,在元代并为般阳路总管。关于蒲鲁浑、蒲居仁的族属问题,存在突厥族、蒙古族、回族、女真族、汉族五说,到目前为止尚难有确论。蒲氏远祖一节据目前所知的史料,介绍蒲鲁浑、蒲居仁其人及相关情况,对突厥族、蒙古族、回族、女真族、汉族说的来源与现状一作评述,并指出淄川蒲氏远祖的族属问题,与蒲松龄本人所自认的汉族族属不可混二为一。淄川蒲氏世系,据蒲松龄手稿《般阳土著》和淄川《蒲氏世谱》,勾勒考察了淄川蒲氏自始祖蒲璋至蒲松龄的父亲蒲槃共十世的宗祧传承情况,并依据相关研究成果订正此前绍介中存在的讹误。蒲松龄传略是谱主的一个简传,介绍谱主的名、字、号、家庭成员、外家情状、谱主生平概要与著述情况。年谱部分是本论文的正文,也是论文撰写的重点所在。这一部分按年分叙谱主事迹,兼及有关人物与大事。年谱以考述谱主的一生事迹为主要内容。其年、月、日可考的谱主行迹,尽力详考其具体日期；对与《聊斋志异》和谱主的诗、文、词、俚曲、杂著等其他著作的创作时间、本事、地点等有关的史料作重点考察,以发见其创作的具体情况。身为17世纪的乡村文人,蒲松龄以设馆执教为其一生生涯。据本论文考证,他康熙三年(1664)与父兄“析箸”,自次年始进入其一生中漫长的馆斋岁月,直到康熙四十九年(1710),他七十一岁时从位于淄川西鄙的忠信乡西铺村撤帐回家,馆斋生涯长达四十馀年。蒲松龄为塾师,不是如鲁迅和后来有研究者所说的那样“以诸生授徒于家”,而是长期居停于淄川县的缙绅之家。他的《聊斋志异》、《聊斋俚曲集》和一生的大部分著作,几乎都是在“子夜萤萤,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的馆斋环境中创作完成的。因此,论文对蒲松龄在忠信乡苏李王氏,丰泉乡鸾桥王氏,忠信乡沈家河村沈氏、西铺村毕氏等缙绅之家设馆执教的事迹作了重点考察,以见其《聊斋志异》、 《聊斋俚曲集》等优秀文学作品的创作环境和创作情状。蒲松龄一生生活在山东农村。由于其父蒲槃早年入棘闱而苦不售,有过一段“去而学贾,积二十馀年,称素封”的经历,少年时代的蒲松龄家庭状况说不上多么富裕,但起码是衣食无忧的。然而与父兄析箸之后,生活的重担压在他尚嫌稚嫩的肩上,蒲松龄一家因此而长期处于“家无四壁妇愁贫”、“丰岁时将野菜挑”的困窘生活之中。可以这样说,贫困几乎是伴随了蒲松龄一生的。早年析箸,蒲松龄分到了薄田二十亩,到他撤帐归家之后,则有“养老之田五十馀亩”。随着子女的增加,微薄的束惰难以养活全家,土地的产出成为一家生活的重要来源。因此,蒲松龄关注农时,关心稼穑,他对农事旱涝的重视,可以说达到了和农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程度。出于这样的原因,蒲松龄写下了较多的农事诗和农村诗,从他的《农桑经》、《日用俗字》、《家政内编》和《家政外编》可以知道他对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熟稔程度。有论者称蒲松龄为“农民诗人”,笔者认为他是知识分子中少见的农业专家,他的农事诗、农村诗与中国古代的田园诗判然有别,可与同时代的盐民诗人吴嘉纪的诗作相提并论。因此,论文对他的农事诗、农村诗和农业著作的情况给予了重点关注。清顺治十六年(1659),蒲松龄以县、府、道三试第一补博士弟子员,受知于著名前辈诗人、山东提学道施闰章,“文名籍籍诸生间”。但自此以后,他却在每三年一次的山东乡试中屡战屡北,饱尝铩羽之痛。直到康熙五十年(1711),蒲松龄七十二岁时,才去青州参加提督山东学院黄叔琳主持的贡生考试,中式而成为岁贡生。作为一个生活在社会下层的乡村文人,蒲松龄的朋辈也大多生活在社会下层,他的交游生活的圈子是无法与王士禛、高珩、唐梦赉等高官和缙绅并比的。但须指出的是,就像不同的鱼类在水中生存的层次各不相同一样,与那些人们熟知的官僚文人生活圈不同,蒲松龄与朋辈交游的生活圈为我们展示的是一个下层社会中农村生活的具体环境,这样一种交游的层次,为我们提供了下层文入社会生存状态的生动图景。因此,本论文致力于通过地方史志和调查所得的当地族谱等地方史料,尽可能地收录和保存蒲松龄交游人物的活动和记载,借以发掘和展示其交游情况和社会活动的范围,以从中见出以蒲松龄为中心的下层社会乡村知识分子的生活层次和生存状态。论文作者认为,走近蒲松龄,熟识蒲松龄,就要努力去做谱主的“朋友”,要做到熟识“今典”,即熟知谱主生存的社会状态。缘于此想,本论文对影响蒲松龄生存、生活与思想的社会重大历史事件如崇祯十五、十六年(1642、1643)清兵入关掳掠山东,明清易代的社会巨变,顺治元年(1644)谱主友人王樛之父、招抚山东河南户、工二部侍郎王鳌永被杀,顺治年间的山东于七起义、谢迁起义,康熙年间的三藩之乱,康熙西征噶尔丹,康熙四十二、四十三年(1703、1704)山东饿殍遍地的大灾荒等重大历史事件作了较多的文献征引和叙说。作者相信,这些明清时期的“今典”,不仅对于一般读者了解相关历史知识是十分必要的,即使对于今天的蒲学研究者而言,也仍然是值得认真去关注的一种历史“语境”。谱后部分相对较为简单,截止于清雍正三年(1725),蒲松龄诸子具乃父行状,倩谱主生前友人张永跻之子、同邑后学张元撰作《柳泉蒲先生墓表》,于是年清明日立碑于蒲松龄的墓前。附带说明一下,本论文的参考文献,按一般年谱的撰作体例,只列出征引书目和征引论文目,未征引的参考文献概未阑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