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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从城市聚落的产生到如今步入城市文明时代,一直处于对生态环境的不断适应、改造和再适应过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是如何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其协调发展状态如何,或者如何达到可持续发展要求,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在我国当前快速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背景下,开展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就更具现实意义。本文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对成都市的城市发展演变及其生态环境响应过程进行特征分析;通过选取城镇化发展和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利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模型、向量自回归模型、生产函数模型以及耦合协调评价模型,探究成都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机理,诊断和评估不同阶段城镇化过程的生态环境效应与协调度。论文的主要内容和取得的结论如下:（1）系统阐述了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机理与调控机制。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首先,城镇化进程必然引起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生态环境的变化。这是因为城市的经济增长、空间扩张、人口涌入,势必导致水土资源和能源需求大增、区域土地利用结构改变、植被生态条件破坏,给生态环境带来各种胁迫与影响。其次,生态环境的改变也必将引起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变化,这种变化同城镇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相似。生态环境通过资源禀赋和环境容量约束城市规模、影响城镇布局、限制产业结构、左右城镇化发展速度,实现对城镇化各个环节的反馈和反作用。这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关系要通过制度化、政策化、机制化的结构性安排,实现生态环境与城市发展的正、负反馈机制平衡。（2）全面揭示了成都建都以来城市发展演变过程及其不同时期生态环境响应特征。从总体演化过程来看,成都的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过程大致经历了低水平协调发展、畸形发展、相对协调发展、不协调发展和向协调发展动态转变等五个阶段。传统农业经济时代和近代工业化（城镇化）初期,受生产方式和城市规模的限制,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处于一种低水平协调发展状态。民国时期,连年的战事使得城市发展衰退严重,生态环境饱受摧残,这是一个畸形发展的时期。建国初期,稳定局势使得国民经济与城镇化建设很快恢复,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处于相对协调状态。不过,随着意识形态主导一切以及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很快打破这种平衡,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背道而驰且渐行渐远。90年代以后,城镇化进程加速,但生态环境质量恶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两者逐步由不协调向协调发展转变。（3）比较分析了以城镇化率、人均GDP和市辖区建成区面积为主导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演化规律。将表征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水平的3个指标与IAQI和能源消费总量等8个代表环境质量和能源消耗水平的指标进行回归拟合。研究发现,不同的生态环境指标在不同的城镇化发展角度下呈现的演化曲线特征也不同。研究期间,成都的环境空气质量（IAQI）和水环境质量（NH3-N）并没有因为城镇化水平的迅速提升而表现出明显改善或恶化趋势,但SO2浓度出现了改善拐点并呈现下降的趋势;NO2浓度则随城镇化的发展而呈现上升趋势,PM10浓度表现的较为波动。在能源资源方面,水资源消耗量指标与城镇化之间存在明显的倒U型曲线变化特征,耕地面积指标与城镇化发展之间呈U型关系,能源消耗总量则随城镇化的发展而增加。（4）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阐述了城镇化发展与环境质量的双向响应作用关系。将环境空气质量指数（IAQI）和主要出境断面氨氮（NH3-N）平均浓度与人均GDP、城镇化率和市辖区建成区面积进行脉冲响应估计。结果表明,城镇化发展与环境质量之间存在着双向互动关系,但城镇化发展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明显强于环境质量对城镇化的反作用。就影响程度而言,经济城镇化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最大,其后依次是人口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其中对水环境质量的正向影响最为显著;环境质量对城镇化的负向反馈作用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经济城镇化、空间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其中空气质量对城镇化发展的负向反馈作用比水环境显著。（5）利用生产函数模型分析了资源约束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通过建立能源消费总量、总用水量和土地面积（耕地面积与建成区面积之和）与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率的函数关系,评估其对经济发展与城镇人口增加的“尾效”作用。结果表明,自然资源在支撑城镇化发展的同时也会因为其自身的稀缺性而制约城镇化发展。由于能源、土地和水资源的消耗,成都市的经济增速每年要降低1.66个百分点,而城镇化率每年要下降0.24个百分点,能源消费对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的约束作用最显著。（6）动态评价了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的耦合协调作用过程,并分析了城镇化发展与环境质量状况的时空格局变化特征。选取了16个反映生态环境质量状况的指标,利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和组合赋权法确定了16个表征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的指标及其指标权重,构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质量的综合水平评价体系和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结果显示,2001-2015年来成都市城镇化发展与生态环境质量之间由不协调逐步向协调状态转变。从时序上看,不协调期主要集中在2006年以前,2007年以后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开始转入协调并朝着协调方向发展。城镇化发展水平与环境质量状况的空间差异特征进一步反映了两者的相互作用关系,生态环境压力主要集中在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中部地区,而城镇化水平相对落后的西部沿山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总体较好。（7）详细阐述了成都市实现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调控机制与路径。通过建立产业调控、规划调控、社会文化调控与政策调控等机制,以构建绿色产业体系为契机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层次、优化产业布局,从结构上推动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以“多规合一”和“三条红线”为原则合理布局城乡空间,选择适度的城镇化发展速度和规模,从制度上保障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将城市历史文脉传承与生态文明理念相融合,培育社会主流价值观,从精神上支撑城市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