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访制度是根植于传统政治文化,我国独有的一项政治制度。它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社会生产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完善的；其在地方性为特点的乡土文化中有过辉煌的过去,自然也会有“土”的羁绊与束缚。在全球化、现代化、法治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信访制度走向了模糊、尴尬,进退两难的境地；其存在的价值、认同感也走入了死胡同,现实效果更是遭到了严重拷问。信访制度,现在看起来一切都是那么的不正常了!在“一票否决制”的压力型体制下,县级政府“非正常息访”的手段和方式可谓花样百出。以非常手段应对非正常上访,“以恶制恶”,成为了当前县级政府普遍秉承的观念与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这为众多的理论研究者提供了难得的素材。本文主要采用了四种研究方法：文献研究的方法、规范研究方法、经验分析方法、辨证批评研究方法。其中,经验分析方法提出了非正常上访应该是什么?县级政府应对非正常上访的能力如何的问题?为全文的研究与分析作了准备；规范研究方法和辨证批评研究方法主要回答了非正常上访应该怎么样?县级政府应该怎样应对非正常上访的问题?县级政府应该怎么样提升其能力的问题?这为提出问题,提出对策和得出解决方案作了铺垫,是全文的核心部分；另外,文献研究方法是贯穿在全文的研究与写作当中的。本文以当前非正常上访的成因、特征、表现形式为研究和分析的开始。在此前提下,探讨其引发的社会问题,以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上访者三个行为主体在上访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尤其着重的分析和探讨了县级政府在信访博弈过程中的角色与使命。本文以当前县级政府在应对非正常上访的管理方式、能力现状及其现实效果作为研究的核心,从县级政府的职能模式来分析其在应对非正常上访过程中能力的运用及表现的问题。县级政府能力在我国是一个较为新鲜的话题,同时,也是一个较为复杂和系统的问题。一般认为,县级政府能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县级政府具有什么样的能力,二是县级政府具有何种程度的能力。本文将对县级政府能力的两个方面进行综合的分析,探讨其在权力、财力、人力等实体性因素的支撑之下,表现出来的强制能力的“超强性”；而在以结构力、文化力和权威力要素下的预测—回应社会需求、整合—平衡社会利益、化解—协调社会矛盾、容纳—容忍泄愤情绪的“软能力”却是十分的低下。从总体上说,正是县级政府“软能力”的低下导致了非正常上访的“盛行”与“猖獗”,正是县级政府以“息访”为终极目标的懒政行为导致了非正常上访的危害性和破坏性剧增。为了把信访活动纳入法制化轨道,为了把“非正常”转化为“正常”,为了实现民意诉求渠道的畅通,为了缓解社会矛盾与冲突,为了实现有序上访,笔者站在县级政府的角度提出以下建议：转变观念,加快发展,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完善信访制度,设置有序上访的程序,把信访纳入到法制化轨道；切实提高县级政府公务员的素质和能力；拓宽民意诉求渠道,完善信访活动的体制与机制；重新厘清信访制度的价值取向、功能和作用,为“超负荷”的信访制度减压；重塑政府行政文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