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是科学论领域的两位核心代表人物之一。本文的主要任务是对拉图尔的思想进行全面系统的解读，从而重构出拉图尔的哲学（包括形而上学）、社会学、经验哲学方法论、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体系，厘清其各个学术领域之间的关系，并在法国哲学、科学哲学（包括英美科学哲学和法国科学哲学）、科学论的视角下对其进行定位和评价，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批判性分析。本文的讨论将以专题形式进行。　　拉图尔的哲学从一开始就是在本体论领域展开的。不过，在其早期的实验室研究中，他仍然属于社会建构主义的阵营，尽管他将宏观社会建构主义发展成了微观社会建构主义;这时的拉图尔仍然停留在二元论的框架之内，尽管他已经表现出了与二元论决裂的某些迹象（第二章考察内容）。此后，他彻底走向了反二元论的道路。这种取向最早体现在其形而上学体系中。他以力量的考验、非还原、转译等概念为核心，建构出了一个以“制造中的世界”(world in making)为根本特征的形而上学体系;其中，非还原性原则是世界存在的第一原则，力量的考验是世界存在的方式，而转译则是力量之考验的发生机制。他在形而上学层面的这一基调，基本上预示了其社会学、哲学和科学哲学此后20多年的发展方向。（插曲部分考察内容）　　当拉图尔将这一形而上学体系引申到社会学领域的时候，他对“社会”概念的界定发生了变化:社会从一个本体论层面上占据基础性地位的实体性概念，转变成了一个在现象层面上永远处于不断的联结之中的过程性概念，这就是其“制造中的社会”(society in the making)的观点。这样，社会建构主义的基础之一——本体论的社会，就被否定了。另一方面，这一形而上学体系使他对社会现象发生机制有了不同理解。在其形而上学中，行动者以力量之考验的形式发生关系，这种考验的结果是，某一行动者可能会将其他行动者征募到自己的背后，于是，它就成了其他行动者的代言人(spokesman)。这样，这些行动者就构成了一个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只有一个行动者能说话，而其他行动者则缄默不语，它们的作用仅仅是将其力量借于代言人，只要这一网络仍然存在，它们就成为不可见、不可闻的了。这就是“黑箱”(black-box)发生过程的形而上学解释（这显然是一种政治学的隐喻）。但是，这种网络的建构工作是非常艰难的，且在很多情况下会发生崩溃，于是网络就发生了破裂。这就是行动者网络的建构和解构机制。于是，其联结社会学、转译社会学、行动者网络理论都被建构出来了。（第三章、第四章）　　当需要为这种形而上学和行动者网络社会学确立一种微观哲学根基时，就产生了拉图尔反哥白尼革命的哲学。其形而上学关注的是“力量的考验”，关键点在于“考验”的发生，而不关注“力量”的本质界定;其社会学关注的是联结，而不关注作为实体的社会;其科学哲学关注的是建构中的实在，而不关注永恒不变的本体。所有这些实际上都是对传统二元论机制的颠覆。因此，拉图尔需要为他的这种形而上学、社会学、科学哲学进一步确立哲学基础。他认为，历史上的哲学体系大多主张确立一个核心，然后由这个核心构造出一切。例如，康德哲学主张世界围绕主体旋转;唯物主义、实在论、自然主义主张世界围绕自然或客体旋转;社会建构主义主张世界围绕社会旋转。但是，在他看来，这些核心要么是主体、要么是客体，而他所主张的反哥白尼革命就是呼吁将这个核心点转移到主体和客体的“中间王国”，也就是他所指称的集体、杂合体、拟客体、嵌合体等等。于是，在集体、杂合体等概念的基础之上，拉图尔一方面取消了传统的自然、社会、客体、主体等概念的合法地位，另一方面又以集体为核心建构出了一种新的杂合哲学，从而为其社会学和科学哲学提供了哲学基础。（第五章）　　当拉图尔将其形而上学、社会学、哲学等这些体系引申到科学领域的时候，他对“科学”概念的界定也发生了变化，即从“既成的科学”(ready made science)转变到了“行动中的科学”(sciencein action)、“制造中的科学”(science in the making)。他在科学哲学领域的工作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使认识论本体论化，或者导致了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合一，完成了科学的“祛认识论化”和“再本体论化”，科学成了一种网络、转译链、流动指称，或者说成了一种实存方式。二是将历史主义扩展到了本体论领域、扩展到了物自身，其“在巴斯德之前，细菌并不存在”和“在1976年之后，拉美西斯二世死于结核病”的大胆论断就是这一观点的直接体现。三是在改变“实在”概念之界定的基础上，将建构主义和实在论这对矛盾范畴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建构主义实在论的科学哲学体系（第六章、第七章考察内容）。与科学的情形类似，当他将形而上学、社会学、哲学引申到对技术领域的考察时，就产生了技术的实践建构的观点。（第八章）　　从哲学定位来看，拉图尔的体系是关系主义的——主张以行动者所处的关系网络来界定行动者;也是唯物主义的——主张建构一种新的唯物主义哲学，尽管这种物不再是传统实在意义上的实体，而是“聚集”、“集合”（在此用作动词）的过程;还是后结构主义的——尽管他的思想是从结构主义思潮（符号学）中生发出来的，但却取消了深层结构的基础性地位，认为一切都是不确定的、非还原的;是实存主义的——认同萨特的“实存先于本质”，甚至认为“本质就是实存，实存就是行动”，但他又将实存主义扩展到了物之上。（第九章）　　从哲学背景来看，拉图尔在研究方法上是法国科学哲学的延续。法国科学哲学一贯主张通过研究科学史和科学来建构科学哲学，拉图尔也主张通过研究科学实践（也包括科学史视角下的科学实践）和科学理论（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案例研究）来建构哲学和社会学。在此意义上，他将自己称为经验哲学家。不过，与法国科学哲学从科学史和科学最终走向理论不同，拉图尔的工作始终停留在科学实践的层面，从而在此基础之上将物质性因素和社会性因素同时纳入到科学哲学之中。更重要的，拉图尔的思想体系在根本取向上是符号学的，他对社会建构论的取消、对自然实在论的取消、对建构主义实在论的确立等，都是对符号学某些具体思想（如内在指称）的扩展应用。然而，与符号学的不同在于，他取消了符号学“深层决定表层”的结构主义观点，从而对之进行了后结构主义的改造;又将符号学扩展到了本体论领域和现实领域，从而对符号学进行了物质化的改造。（第十章）　　从科学论的背景来看，拉图尔在科学论发展的两个危机时期为其开辟了新的发展方向。20世纪70年代，当科学论面临进一步发展瓶颈的时候，拉图尔在微观和实践层面上，将强纲领的社会建构主义推进到了微观社会建构主义层面，从而开启了科学人类学、科学修辞学和本体论的建构主义的新研究方向。80年代，当科学论面临学科危机的时候，拉图尔既是战争的发起者又是战后秩序的重建者，他将科学论进一步引向了描述主义的实践研究（作为实践的科学），对实践学派的形成起到了核心作用。（第十一章）　　拉图尔哲学体系的成功之处在于，在杂合体等概念的基础上，打破了传统的二元论图式，建立了一种新的非二元论、后二元论、甚至无元论的哲学;就社会学而言，在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基础上，打破了宏观社会学的决定论机制，提出了联结社会学的观点，避免了社会建构主义将科学与意识形态、文化或者利益等同起来的错误倾向;就方法论而言，“追随行动者”的描述主义进路，更加生动地展现出了现实世界中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过程，为研究科学争论和技术创新等提供了很好的方法，同时也规避了社会决定论或自然决定论;就科学哲学而言，在对某些概念进行改造的基础上，将建构主义和实在论结合起来，将科学的相对性、社会性、建构性和有效性结合起来。　　然而，就某种思想体系而言，往往会呈现片面而义深刻的境况。拉图尔思想的深刻性，也是以他对某些问题的忽视为代价的。为此，拉图尔招受了诸多批评。本文为拉图尔进行了某些辩护后认为，拉图尔的思想体系中主要存在两个问题。其一，中立性语言并不存在及观察渗透理论，这两个论题使行动者网络理论本身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尽管拉图尔已为规避这些问题进行了很多努力。其二，描述主义进路导致其社会学理论的批判性缺失，尽管拉图尔已描述出了行动者网络得以确立的过程，且尽管他将一部分批判性的任务化归为描述，但是他始终无法说明这种网络建构的发生机理，也就是网络何以可能被建构出来。这一问题延伸到科学哲学领域，就是有关有效性和“科学成功”的问题。他的贡献在于，将有效性与网络建构结合起来，解释了有效性的产生和扩展的难题，但他无法说明科学为什么有效。本文对该问题进行了尝试性解答。（第十二章）　　本文是将拉图尔的形而上学体系、哲学体系、社会学体系、科学哲学体系、技术哲学体系和经验哲学方法论结合起来进行考察的首项学术工作。本文考察了拉图尔体系的内在变化逻辑;挖掘了他与法国科学哲学（主要是巴什拉哲学）之间的关系;对其进行了合理定位;分析了拉图尔有关科学有效性问题的部分解决与不足;在与符号学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之上，将其思想体系的根基定位为符号学。相对于国内外同行的工作而言，这些分析都是本文颇具新意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