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时学者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作为翻译研究学派的杰出代表之一,正式提出的“翻译即改写”(translation is rewriting),并进一步阐释影响翻译的非语言要素。该改写理论引发翻译研究新浪潮,尤其对文化翻译研究贡献巨大。而译者作为翻译过程中的能动者,却长期处于翻译的从属地位,直到进入“文化转向”时期,其地位才逐渐得到了重视,进而引发学者关于译者主体性的研究及讨论,内容涉及解释学、权力话语和目的论等,研究重点逐渐从语言本身转向语言外部因素,如社会、历史、文化等,延伸了译者主体性的内涵。因此,本文借以改写理论的三要素为切入点,试析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的体现,进一步丰富改写理论的内涵并加深对译者主体性的研究。以阿瑟·史密斯的英文原著《中国人的特性》及潘光旦翻译版本为研究实例,并以潘光旦完成译本的历史时期—中华民国为研究背景,在对比分析原文及译文的基础上,深入探究在赞助人、意识形态及诗学等因素的操纵下,译者如何操纵翻译过程并在翻译选材、翻译策略及翻译风格发挥其主体作用。本文的最终结论是,译者作为译介过程中的主体,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原文的“改写”是其主体性在外部因素影响的结果,并反映在翻译过程及译本效果上,尽管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扮演主要角色,但是其主体性的发挥始终要受到特定社会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在当今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历史条件下,译者应正确发挥其主体性,在拥有深厚的语言能力基础之上,同时应该秉持正确的价值观念,恰当的处理原文和译文,只有正确处理外部因素及文本的关系才能译出优秀的作品,保证文本质量达到翻译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