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兴良、张文显、谢晖等学者一直主张部门法理学的命题。主张抽象的法理学,应该与具体、实践的部门法相互沟通。一方面可以将法理学研究中积累的智识资源用于实际的立法工作和司法实践,另一方面,也可以将部门法学对于司法实践的研究成果变为法理学不断发展的动力和养料。刑法法理学按照法理学的分类方式也可以分为四个板块:刑法本体论、刑法认识论、刑法方法论和刑法价值论。由于刑法是部门法中出现较早,发展较为迅速的一支,因此刑法本体论、刑法方法论、刑法认识论在已有的刑法学研究成果中已经趋于完善。而代表着刑法价值论的最主要部分的刑法的价值构造理论,其核心的内容: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和人权保障机能必须统一,在学理上几乎也已经没有争议。但刑法的价值构造在司法实践中是否已经实现,这点就有待商榷。部门法理学最具价值的部分,就是沟通法学理论与司法实践。确定刑法的价值构造是否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了实现就是刑法部门法理学研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对司法实践的情况进行实证研究,就必须确保摒除研究者的一切主观判断,研究结论必须唯一、确定,并且可以重复检验。否则就无法保证“实证”二字的实现。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本研究采取了定量研究,研究样本为遵照随机抽样原则抽取的判决书。由于篇幅所限,只能选择一种犯罪的判决作为研究对象。为了保证研究结果反映的是法官在司法实践中最稳定的状态,本研究选取了司法实践中最常见的盗窃罪。司法裁判的公正性有赖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行使,而在尊重法官自由裁量权前提下,量刑情节的适用情况就是最佳的研究对象。通过对全国三个区域、跨度十年的盗窃罪判决的定量研究,本研究发现在法官对于盗窃罪的裁判并非是依照人权保障或社会保护的准则进行的,而是依据司法机关的工作压力进行的。这表明,要实现刑法的价值,中国的司法体制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