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复兴”是培根对自己的著述计划的总体命名。这一计划并未完成,但这种未完成性恰恰是这一计划本身的重要特性,因为它指向的是未来,并且要求人类就此展开合作。过去的研究要么是从认识论的角度研究培根,忽视了培根哲学尚未伸展开来的整体性,要么是把“伟大的复兴”仅仅视为精心机巧的修辞,予以忽略不计。近年来学者们已经开始对培根哲学的神学基础进行挖掘,试图表明培根对科学和技术的推崇必须放在基督教的语境中来理解,但这种对“伟大的复兴”的理解使得培根哲学可能过于囿于宗教的层而。本文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对培根“伟大的复兴”命题进行逻辑上的梳理,并建立其与时代的联系,从而赋予培根思想以整体性,指出其位置所在。对于这一项任务来说,仔细的文本分析工作是首要的,我们把文本的重心放在培根公开出版的著作上。同时我们遵循昆廷·斯金纳提出的对待历史文本的研究和解释的方式,探讨培根作品产生的社会和知识源泉,包括其所面对的政治生活提出的主要问题和所继承的关于政治社会的假设。不过在分析培根所处的社会和知识语境时,我们不仅关注培根所处时代的一般舆论,尤其关注培根潜在的对话者。具体而论,本文的主体内容将分为三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从时代背景和知识环境两方而出发,构建培根提出“伟大的复兴”命题时的语境。时代背景主要是统一的基督教世界的破裂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宗教和政治的危机。知识环境有两方面,一个是文艺复兴运动,一个是宗教改革运动。文艺复兴讨论意大利人文主义和圣经人文主义的活动背景和核心观点,宗教改革运动讨论改革神学的核心观点及其政治意味。在此基础上,我们对培根的思想进行定位。第二部分,分析“伟大的复兴”命题的内涵,包括学问和知识的复兴、人类对宇宙统治权的复兴两个层面。培根之所以将“伟大的复兴”规定为这两个层面,乃是与他对《圣经》的解释有关。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必须放在基督教的语境中才能得到理解。学问和知识的复兴既是全面的,也是有重点的,即自然哲学。通过自然哲学,培根建立了人通往上帝的权力的通道。第三部分,从政治哲学角度阐分析“伟大的复兴”。在宗教和政治的关系上,马基雅维利要求将政治置于宗教之上,而伊拉斯谟要求将宗教置于政治之上。对于培根来说,要解决宗教和政治之间的冲突必须依赖于哲学,但这种哲学首要的是自然哲学。只有自然哲学才能使得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得以合理化,从而为世俗权力的来源、范围和目标提供符合基督教精神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