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将研究个案--1949年至1978年的曾镇置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中国大背景下,以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改造为主轴,围绕个案镇的生产经营和秩序建构两个方面,对乡村政治过程进行细致的描绘,在展现乡村政治运行特征的基础上,揭示在既定体制下国家、乡村政权(乡村干部)和农民三者的互动关系及平衡机制.作者认为,乡村政治实际上就是作为有着各自利益偏好和行为选择的国家(主要指中央政权)、乡村政权(乡村干部)和村民三个能动主体的博弈过程.在博弈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在现代化和建构社会主义秩序的双重目标下,不断对乡村社会进行改造和建设,以便更多地提取农村的物质资源,并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对乡村社会进行重构.在重构过程中,除了初期的对乡村权力资源和物质财富进行重新配置,使部分村民受益外,国家并没有进行物质性投资,乡村社会不能直接从这种变革中获得益处.相反,农民必须面临与传统的利益格局和行为方式决裂.因此,尽管国家反复宣传这种新秩序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农民也难以从根本上认同这种改造,乡村的抵制、背离倾向始终存在.强大的行政力量是推进这种变迁的必要条件,国家政权向乡村社会扩张成为必然趋势.在经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尤其是人民公社化后,乡村建立了完备的政权体系.讲述一个"曾镇故事",并不是作者的全部目的.在一定意义上,曾镇只是作者的表述对象.通过阅读曾镇这个文本,作者发现,由于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建构,使得国家目标与村民利益、社会变革与乡村传统存在着巨大的张力.尽管国家努力通过意识形态的教化去化解这种张力,然而效果并不明显.由于这种张力直接体现为物质利益冲突,使得常规的、科层化的管理无法保障国家目标和规划的实现,国家不得不在科层化与群众运动之间进行交切.所以,当用饱含现代性的"国家政权建设"去度量中国的国家政权扩张时,会发现很多难以回答的问题.因此,在作者看来,至少在曾镇,国家政权建设理论并不是解释新中国成立后乡村政治的理想资源,这一理论对中国政治的意义更多的是规范性和建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