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的经济正在实现由粗放型的高速增长向集约型的高质量增长转变,地区产业发展与资源稀缺的矛盾不可避免的成为产业结构转型的障碍,如何实现各省市产业的承接和转出的合理化,最终达到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问题依然成为各省市经济发展的焦点。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下,国务院强调承接产业转移既要依靠各级政府的优惠政策,更重要的是优化营商环境,即优化营商环境的出现为化解以上矛盾和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为了研究长江经济带沿线地区营商环境与产业转移的内在逻辑关系,本文对营商环境及其二级指标是如何影响地区产业转移的问题进行了研究,这对地区产业的合理转移和产业的持续升级有一定的理论和实际意义。本文在分析相关理论和实际意义的基础上,采用以下研究思路对长江经济带地区营商环境对产业转移的影响展开研究,并探讨其内在基本逻辑与策略行为。首先,本文对长江经济带地区营商环境指标采用改进的熵值法进行了测度,引入时间变量构建了营商环境指标的模型。基本思路是借鉴国内外对营商环境指标的设定和评估为依据,选取使用2001~2017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数据,采用改进的熵值法,运用Matlab R2016b软件计算11省市营商环境各级指标的权重,进而对各省市的营商环境指数进行评估和排名,并从局部和整体的角度出发,分析影响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营商环境改善的相关因素。其次,在不考虑产业竞争性的条件下,结合2002年、2007年、2010年、2012年中国30省区市30部门地区间投入产出表数据,基于投入产出法计算出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总体产业的净转移率指标和单一产业的净转移率指标,并分析各省市产业的主要承接地和转出地。最后,本文利用营商环境相关动态指标数据和产业转移率数据,运用Stata15.1软件分析营商环境二级指标分别与长江经济带产业部门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影响关系,并讨论营商环境二级相关指标在产业转移中的表现。经过研究与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长江经济带地区的营商环境整体均得到了优化和改善,但其下游地区的营商环境明显优于中上游地区,而上游地区的营商环境指数(除重庆市外)则长期处于11省市的末尾位置。结合产业转移看出,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市的产业转移的即处在转出产业的现象,也存在转入产业的现象。此外,营商环境普遍较低的中上游省市产业的主要承接地和来源地大多来源于区域内产业转入和转出的相互交流,而营商环境相对较高的湖北省和重庆市则与经济发达的下游地区产业转移的交流更加频繁。第二,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市的产业转移呈现扩大化和多元化趋势。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市的产业转移的规模呈现持续扩大的趋势,并且其区域内省市既有发达省市,又有欠发达省市。同时,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市产业转移中既有转入产业和转出产业部门的不同,也有产业转移来源地和承接地的不同,即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区域的产业转移呈现出由传统的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向四类密集型产业转移共存的趋势发展。此外,长江经济带中上游省市存在既是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地,也是产业转移的主要来源地的情况。第三,承接产业转移,更重要的是优化营商环境。本文通过分析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市营商环境二级动态指标对四类要素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影响关系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产业的净转移研究中,各省的净转出的产业呈多元化趋势。总的来看,影响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市产业转移主要因素是地区的市场环境相关指标,并与单一产业的净转移的影响关系均呈显著作用。具体来看,软环境、生态环境、基础设施以及社会服务在单一产业的转移中也表现突出,而商务成本对地区产业转移并没有明显的影响作用。但是,产业的净转入地或承接地的产业主要集中于传统的资源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