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逐步进入新的社会矛盾高发期,人们心态中的非理性因素逐渐显现,所引起社会不安定因素也日益增加。通过政权、法律、纪律等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外约束的效果是有限的,必须依靠内在约束的作用。因此本研究将影响内约束力的因素作为研究对象。内约束力是个体受先天向群性和后天社会化的影响所产生的以向善为取向对自我行为约束的内部力量。研究民众内约束力影响因素,对促进人们心态的平衡和行为的自控,提高生活质量,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对象和方法：采用《中国民众内约束力培养机制研究》课题组编制的《内约束力问卷》对江西省境内634名民众内约束力及影响因素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就内约束力的影响因素对南昌共43名大学生、教师和企业员工进行了访谈调查。结果：第一,内约束力包括群性认知、友好交往、关怀社会、抵制诱惑、抑制冲动五个维度,且编制的内约束力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第二,民众内约束力总体水平中等偏上,各维度平均得分大小依次为：友好交往>群性认知>抑制冲动>抵制诱惑>关怀社会。第三,性别、是否独生子女、政治面貌、年龄、工作单位、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年收入因素对内约束力有影响。如女性群性认知、抵制诱惑明显高于男性；党员群性认知、友好交往、关怀社会、抑制冲动显著高于非党员；随着年龄增长,群性认知、友好交往、关怀社会、总体内约束力呈现增高趋势；军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人群内约束力明显高于农民和在校学生；专本科学历人群群性认知、友好交往、抑制冲动明显高于高中及以下学历人群。本研究认为内约束力受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的共同影响,外在因素主要为传统文化、社会核心价值观、家庭教育方式、家庭经济状况、学校教育、同辈群体等,内在因素主要为个体的认知、情感和意志。基于此,提出提升民众内约束力的对策,即通过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共同努力延伸民众对向群性的认识,通过对向善的理性认知、积极情感体验和坚定意志的引导来加强民众内约束力向善倾向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