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证券市场几十年飞速发展的过程中,各类违法违规案件此起彼伏,中小投资者占我国证券投资领域投资者的比例超过99%,在这些侵权案件中往往受侵害最大的就是这些中小投资者,但是这些投资者在全国范围内分布较广,受损程度不一,众多投资者出于成本效益的考虑往往选择放弃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在这些侵权案件中,违法违规主体收到的惩罚往往是非常有限的,对其他潜在违法主体也不能起到足够的震慑作用,诉讼中中小投资者获得的赔偿也不能覆盖其为诉讼而付出的成本,导致长期以来《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代表人诉讼制度长期处于休眠状态。随着注册制的逐步推行和新《证券法》的出台,证券市场领域的违法违规行为需要获得更加严格的监管,如何激活证券代表人诉讼制度、规范证券市场主体的相关行为是亟需考虑的问题。2019年12月新《证券法》的出台对这一制度的实践性问题做出了回应,在《民事诉讼法》第54条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基础上提出了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证券纠纷集体诉讼制度。该制度将投服中心作为特别代表人诉讼的适格原告,各类投资者以“明示退出,默示加入”为原则参加诉讼。本文围绕新《证券法》中规定的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以特别代表人诉讼第一案康美药业案为切入点,在论证投服中心原告适格地位的基础上,同时借鉴域外实践已久的集团诉讼经验,引出特别代表人制度在实践中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包括投服中心的垄断地位、递进式诉讼程序以及更为细致的投服中心选案标准,为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完善建言献策。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中小投资者和证券市场主体的诉讼地位相差悬殊,其权益通过个人的力量难以维护,投服中心因此应运而生。投服中心于2014年成立,是非营利性组织,它的设立意在为全国中小投资者提供权益保护工作。投服中心提起代表人诉讼有着天然的优势,一方面投服中心具备专业性和公益性,能够更为全面地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另一方面投服中心加入证券诉讼可以极大地节约司法资源。因此投服中心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特别代表人诉讼的适格原告。投服中心在特别代表人诉讼中居于垄断地位,从长期的角度来看,投服中心的垄断地位可能会侵害到投资者权益,并且我国投资者保护机构数量优先,案件支持力度不足。后期等到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稳步运行,可以开放投资者保护机构之间的竞争,投服中心与律师形成良性互动,共同推进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发展。其次特别代表人诉讼需要在普通代表人诉讼的基础上提出,普通代表人诉讼启动困难、权利人范围在案件移送管辖过程中可能产生冲突成为了特别代表人诉讼的障碍,可以通过完善递进式诉讼的实践规则、扩大庭前审查范围等递进式程序中的矛盾。最后是投服中心目前的选案标准并不明晰,相关机构可以进一步细化投服中心的选案标准,重点关注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建立公开透明的公示机制并引入外部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