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主要从一个制度演进的角度研究中国分权化改革，并从市场化的一般性出发，提出中国分权化改革进程中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制度原则的重要意义。分权化改革是中国改革战略的逻辑起点，从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分权到转轨时期的经济分权，中国半个多世纪的的分权化改革一直是中央政府主导下进行的。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分权化改革一度陷入分权与集权的循环。进入市场经济转轨时代，中国也一度采取试验性的分权，鼓励地方政府创新，这种分权化的改革被称为“市场维护型的财政联邦制度”，许多学者用于解释中国在许多其他制度滞后条件下经济转轨的成就。中国的市场化要素扩张在某种程度正是得益于中国的试验性分权改革。但是，应当看到，中国这种试验性的分权化改革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一种计划为导向的制度规则，遵循的还是计划经济的逻辑。市场经济毕竟不同于计划经济，其本身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属性要求，特别是随着市场化的进一步深入，人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进一步加深，中国的分权化改革必须考虑以市场为导向的制度规则的重要意义，应当致力于长期市场化主体的培育，建立长期的激励机制，减少政府机会主义导致的交易费用加剧，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这就要求在制度选择上抛弃计划规则，建立市场化为导向的制度规则，使市场主体真正承担风险与收益，从而真正实现分权的效果。 第一章导论部分首先提出了分权化与市场化的关系命题，指出分权化不能简单等于市场化。尽管从世界的范围上看，尽管联邦制成就了16-17世纪的荷兰、17-19世纪的英格兰，以及19世纪至今的美国等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发展，但是这些国家都经历了不同阶段的市场功能的演化，也经历了不同的分权化政策。此章重点在于提出了中国的分权化改革与市场化演进的之间关系命题，指出中国的分权化改革与市场化关系必须从一个制度演进的角度看待。 中国20多年的市场经济改革成就，一个重要的制度解释是中国的分权化改革降低了改革的成本，执行中央计划色彩的试验性以及优先性措施鼓励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从而有利于市场的进入与扩张。此章则在这个解释的前提上，在简要回顾中国分权化改革历史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分权化改革在市场化演进中带来的问题，这些问题随着中国市场化的进一步深入，变得更加突出。原因在于中国分权化改革缺乏市场化真正意义上制度选择与思考。因此，中国的分权化改革需要以市场化为导向，从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出发进行制度层面的选择。导论部分同时也讨论了研究中国分权化改革现有的研究文献，指出了该文的研究意义。 第二章对国内外分权的政治经济学文献进行了详尽的回顾，重点回顾了市场化与中国分权化改革的相关文献。市场经济中的财政分权理论通常研究的是为什么需要分权式的财政体制?或者说通过比较中央政府与级别低的地方政府来提供公共产品，对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影响。这种方向的研究主要沿袭福利经济学的传统，研究公共品的均衡模型与公共品供给的经济效率。中国分权的政治经济学文献最有影响的是提出中国“市场维护型的财政联邦主义”的财政联邦主义学派，此章详尽分析了这些模型的思想和观点，并阐述了他们之间的学术倾向。 第三章指出了在中国的分权现实简单地套用财政联邦主义理论难以获得满意的解释，并从市场化和市场功能实现的一般性出发，从交易费用和市场演进的视角，提出了中国分权化改革的关键在于制度原则的选择，从制度原则的层面提出了一个中国分权化改革的政治经济分析框架，指出中国市场化过程中缺乏产权明确规则条件下地方政府风险转移等出现的各种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得出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制度规则对分权化改革重要性的结论。市场的核心就在于规则的动态性和演进性，市场本身也是一种处理风险的机制，风险承担的角度来看，市场化过程就是独立和分散的市场主体承担各自市场风险的过程。市场化导向要求在制度选择上真正实现市场化的运行机制，建立承担市场风险与收益对应的市场主体。而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分权化改革由于缺乏真正意义的市场风险主体，各级地方政府政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风险主体，导致了各种各样低效的寻租行为，也导致宏观经济的波动，从长期看，也导致了国家风险。 第四章从财政领域实证分析了财政分权改革的制度演进，并分析了依靠惯例而不是法律的非正式财政分权带来的问题，从而印证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制度承诺在中国分权化改革中的重要性。非正式的财政分权造成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权非均衡状态，在中国的财政分权层级体制中，地方政府将事权层层下放，而将财权层层上收，从而造成低级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影响了地方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而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又通过追求预算外收入的各种费用收取，形成了地方政府的“激励不相容”现象。因此，以市场化为导向的规则和制度在中国的财政分权化改革中势在必行，中国建立有效的公共财政制度也迫在眉睫。 第五章从产权的角度提出了哈耶克意义上“分立财产权”的制度规则的重要意义。中国的分权化改革赋予中国的地方政府一定的自主权，地方政府拥有自己的乡镇企业以及地方政府名义的国有企业，这种现象称为“地方产权现象”。在中国的经济转轨过程中，地方的模糊产权被认为是中国经济成功的重要原因。但是，不可否认，由于产权归属的国家单一所有，地方产权形成的地方利益共同体也产生了地方合谋损害国家的行为，同时地方利益共同体造成地区经济的分割和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也造成地区产业同构，影响低效企业的退出，这些现象都阻碍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阻碍经济的发展。因此，必须建立考虑以市场为导向的产权规则，建立有效的产权市场，实现市场的基础性功能。 第六章则以国际化为背景，以外资为例，提出了一个地方分权对外资进入与扩张的内生化的制度解释，并证明了中国外资进入带来的地方激励竞争政策的福利损失，阐述了随着外资由劳动密集型向企业重组型的转换，中国的分权化改革建立市场化导向的制度规则的重要意义。中国的外资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分权制度下的缺陷造成的，地方保护主义使地方政府采取资源封锁的措施，相对而言，外资则是流动性更强的资源，而在财政与金融约束下的地方政府采取各种激励政策吸引外资，从而造成大量的外资流入。因此，必须建立规范化的政策，防止各种外资与地方合谋损害中央利益的情况发生，首先在分权政策的制定规则上，必须考虑市场化为导向的制度原则。 第七章结论部分提出了建立以市场化为导向政策的一些具体建议，提出了发展公共财政的意义，并提出建立市场化一般性政策框架的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