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至今,中国人民在社会经济发展和脱贫攻坚上取得了巨大成就。2020年底,我国基本已在现有贫困标准下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并完成了“两不愁、三保障”的目标。但是现行贫困标准下绝对贫困问题的解决,并不代表着我国减贫事业的结束。2020年以后,我国扶贫工作重心将转为缓解由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所引起的相对贫困问题。当前,中国相对贫困群体正面临多元化的致贫风险,其中疾病冲击对家庭健康、消费等多维度风险的影响不容忽视。疾病冲击的偶发性、广发性和长期性等特点决定其仍是新时代缓解相对贫困的关键。作为预防和缓解疾病冲击的主要手段,医疗保险扶贫将成为新时代中国减缓相对贫困问题的重要内容。基于以上背景,研究医疗保险影响相对贫困的传导机制,对新时代缓解相对贫困问题至关重要。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2010-2018年5期微观面板数据,通过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来研究医疗保险对相对贫困的影响,并识别和检验了医疗保险影响相对贫困的作用机制,探讨了这一作用因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异、是否患有慢性疾病、是否为绝对贫困以及地区的不同而产生的影响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医疗保险对缓解城乡家庭相对贫困状况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表明医疗保险对相对贫困具有减贫效应。进一步机制分析表明:医疗保险通过影响城乡家庭就业、创业意愿和行为以及改变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的风险进而影响家庭的相对贫困状况。医疗保险平滑了医疗支出,提升了家庭医疗可及性,改善了个体和家庭健康状况,增强了个体持续就业和创业的意愿和能力,就业和创业带来的收入的增长有效的缓解家庭相对贫困。同时,医疗保险能够为重特大疾病患者提供医疗费用支出保证,降低家庭灾难性医疗的诊疗费用,进而缓解家庭相对贫困。基于异质性分析发现:医疗保险对不同收入家庭在相对贫困缓解效果上存在差异,医疗保险对相对贫困的减缓作用在中低收入家庭中更为有效,而在高收入家庭中其减贫效果不显著;医疗保险对相对贫困的减缓作用在患有慢性病家庭和非绝对贫困家庭中更为明显,表明基础医疗保险亦具有较好的大病保障效果,但绝对贫困家庭遇到疾病冲击时可能因为实际报销比例已超过其承受能力而不选择就医或者保守就医,导致其难以通过医疗保险获得医疗服务,陷入健康贫困陷阱;相较于东部地区,非东部地区医疗保险对相对贫困的减缓作用更为明显。基于以上研究,本文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一是政府部门应当推出针对家庭就业和创业的具有倾斜性的基础医疗保险条款,建立一体化的医疗保险体系,提升务工和创业人员就地就医能力,减少因就业和创业流动带来的医保报销阻碍;二是政府部分应当重视和保障低收入家庭特别是“因病返贫”潜在家庭的医疗保险参与情况,对具体家庭施行不同的医保起付标准,并提升该群体医保报销额度,使基础医疗保险更具有“亲贫性”;在落实好低收入群体基础医疗保险的同时引入报销比例更高、保障程度更完善的商业医疗保险;三是政府部门应当继续推进基层医疗体系建设,规范基层医疗体系规章制度。在为广大农村居民提供公平有效的医疗服务的同时,对基层医疗资源配置进行有效监督,防止出现医疗资源错配和滥用现象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