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同其他社会领域一样，中国的法制正发生着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邓小平作为这一变革的倡导者和总设计师，在引领这一法制建设实践的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独具特色的法律思想。对于这一思想的研究，在性质认定上，国内大多研究者认为应属于法治思想的范畴；在研究方法上，则多属于平面层次的描述解释等事实认识，亦有研究者采分层次分阶段的方式分析其思想发展的整个过程，但一般来说，都属于平面网络的扩张或单线条的延续，仅在法律和政治的圈子里“孤军作战”，缺乏联系的观点和立体的思维。 本文则是遵循发展与联系的观点，采用历史分析方法来研究邓小平的法律思想。作者认为，任何思想的发展都是个循序渐进、曲折发展的过程，小平的法律思想也是在经历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逐步发展完善的。研究这一思想，既要把握其真实存在形态，又要分析其现实发展轨迹，不仅要肯定其质变，更要重视其量变的积累。另一方面，这一思想也并不是孤立地存在、发展的，它是与十余年的整个改革过程联系在一起的。文章把小平法律思想的发展置于中国社会历史之中，从整个社会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中，探寻这一思想发展的历程、轨迹、趋向及改革在这一过程中的意义和作用。 以上就是本文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在这个范式下，坚持事实认识与价值认识相统一的原则，探讨小平法律思想的发展过程，分析其发展脉络及影响作用。文章认为，从文革结束到20世纪90年代初这一历史时期内，小平法律思想经历的是一个从法制思想发展运动到法治思想的过程，现代法治理念的基本特征在这一思想中基本上都已得到体现；而在这一伟大的变迁过程中，这一时期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充当的不仅仅是时代背景和活动舞台的角色，更是推动这一变迁的决定力量，尤其是商品经济在中国的发展更是使得法治意识在小平法律思想中生根发芽并最终确立了无可替代的地位。 基于这个中心(或者说是结论)，文章分为几个部分。引言在引题之后，交代了文章的研究对象和思路，并就“邓小平法律思想”这一研究对象稍作两点扩充说明。 正文第一部分简单分析了体制改革前期(文革结束前后到1982年前后)邓小平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指出：文革后，在反思历史的基础上，为防止悲剧的再一次重演，也为恢复发展经济有一个稳定良好的外部环境，邓小平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具体构想，主要包括民主必须制度化、法律化，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建设方针，要求学会使用法律武器，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 正文第二部分指出，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实践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邓小平的法律思想又有所突破进展，并结合当时改革的新成果，其思想及法制建设实践中一些新的因素形成了。此部分是选取了这一阶段小平法律思想中的三个层面，加以放大，按现实的历史进程进行分析的。这三个层面分别是:“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依法行政”和“用宪法和法律规范约束党和党员干部的行为”。一方面，文章试图描叙这些法律思想的形成存在形态和发展轨迹，另一方面，此部分也希冀藉这一过程的描叙来揭示当时的政治经济买践对这一过程的推动作用。揭示实践活动与小平法律思想不断突破创新、理论内涵不断深化丰富之间的内在联系。 文章的第三部分在第一、二部分事实认识的基础上对邓小平的法律思想进行性质认定和价值分析，同时这一部分也是全文的重点所在。20世纪90年代初，市场经济在我国已经发展起来，法治成为全社会发展的必然目标，这一趋势要求小平法律思想与时俱进，并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继续引领全社会向这一目标奋进。事实上，此时邓小平的法治思想已经初步形成了。为说明这个问题，文章依据现代法治理念，从法治社会基础、法治价值、法治基点、法治核心思想这些法治要素出发，剖析了邓小平法律思想的各个断面，从这些断面的发展变化中寻觅法治的痕还，并进一步分析思想与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经过上述分析对照，文章得出结论，邓小平是坚决反对人治的，在他的思想和其所指导的法制建设实践中，法律经历了从重视到推崇乃至最终确立至上地位的过程，动力和源泉也从历史反思转变到对现实实践的理性思考层面上来，不论是法律地位的确立，还是法律观念的启蒙与强化，也不论是法律价值的寻觅，还是对法律权威的追求，都在表明邓小平的法治思想已经形成了。文章进一步分析了这一思想发展历程中呈现出来的阶段性、求实性、实践性和独创性等特点。最后，文章从现实出发，充分肯定了这一思想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