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生”在中国近现代的造型艺术中,不仅涉及东西方两方面,并且还在东西方两种造型艺术的交汇中不断发展和丰富。这对于中国传统绘画艺术有着重大的影响和积极作用。对中国传统绘画而言,“写生”的文化意义是对自然法则、自然生命气象、精神的一种“移植”和“描摹”。东西方视觉艺术由于认知方式的不同,导致观察方式的变化。西画写生是按透视法理,焦点透视受视点与地平线的限制,固定不能移动,近大远小,真实描绘实景。李可染的“写生”继承传统中国画的画理画论思想,同时也吸收和运用了西画的外在表现形式,通过实践与再认识,对中国画传统精神进行发展和超越。本文对李可染之“写生”一语作一个这样一种路径的疏理,挖掘其中蕴含的画学、画论思想。对李可染而言,“写生”是画者与山川达到情感的交流,通过自然之景表现画家之生气,通过笔墨之生气、自然就能达到画之生气,而李可染不仅传承了这样一种有着深厚传统文化积淀和悠久历史的传统,同时还将这种传统文化的精神加以发展,把生活如自然山川一样作为艺术家观照生命的对象,更强调写生活之生气。李可染的“写生”,还包含了非传统的因素,表现出了东西方观念、技法的一种融会；最后,李可染的绘画艺术实践可以说是极大地丰富发展了“写生”,使“写生”不再单薄,而日益厚重。简言之李可染写天地之生气、写画家之生气、写笔墨之生气,更表现了生活之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