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确定现行侵权责任法是否能有效适用于具有高科技性的人工智能之侵权事件,文章采取历史研究法及中外比较研究法,以期在吸取历史经验、他国立法经验基础上,提出我国有关人工智能侵权的责任承担规则,努力实现促进科技发展和受害人权益维护并重之目的。媲美人类智能水平的强人工智能能否到来尚未可知,而超强人工智能因人类对其失控的恐惧和事先防备,不会也不应该到来。就目前而言,缺乏人类理性思维的弱人工智能尚达不到人类通用智能水平,自我意识和独立财产的缺失更使其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及民事责任能力,赋予人工智能民事主体资格既不符合以人为本的法律宗旨也缺乏现实意义,更可能成为研发人员的算法独裁,因而,现阶段的人工智能不应获得法律主体资格。当出现人工智能侵权事件时,其自身无法成为责任承担主体,而应根据侵权原因由人工智能背后的相关主体担责。当人工智能因产品缺陷侵权时,应由生产者、销售者承担产品责任,同时在认定产品设计缺陷、警示缺陷时需依据人工智能的特殊性作出相应调整,并明确生产者可援引“发展风险抗辩”;当所有者或使用者因过错导致人工智能侵权时,应依据过错责任归责原则担责;当人工智能因自主行为而侵权时,对生产者、销售者、所有者或使用者适用公平责任以弥补受害人损失,达致社会公平正义之目的;当自主性和风险性达到一定程度的人工智能发生侵权导致难以查明侵权原因时,适用高度危险责任进行规制是比较恰当的选择。针对人工智能的特殊性采取的配套措施主要包括,引入人工智能强制责任保险和人工智能赔偿责任基金以分散责任主体的法律风险;在简化事故原因查明上,可以要求生产者为人工智能安装记录数据的“黑匣子”;考虑制定针对人工智能研发人员的道德准则以从源头上防止或减少人工智能侵权事件的发生;考虑到人工智能可能出现失控的情况,生产者应为其安装“一键熔断”机制并对出现失控情况的人工智能采取召回处理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