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监狱制度视角下的行刑社会化问题进行了探讨研究。行刑社会化对国家、监狱而言，意义深远。行刑社会化、人道化、文明化已成为国际社会监狱行刑改革的重要潮流，在一定意义上，监狱走向法治、人道和文明，其实是一个国家真正文明高度的象征。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监狱一样，我国监狱也存在服刑人员监狱化，产生监狱人格的问题。但相比西方发达国家，我国监狱行刑社会化的整体程度偏低。监狱本身的一些体制，如监狱分类、服刑人员分类、监管管理体制等，滞后于时代。传统一些行刑社会化方法，如社会帮教、教育改造等，面临瓶颈，不免流于形式。而新发展的行刑社会化途径----社区矫正，也尚处于探索阶段，其大力推广的条件仍未成熟。通过分析历史、现实，审视监狱本身机制、人员结构，可以清晰的发现作为监狱行刑社会化的主体，即监狱民警，在当前行刑社会化中所处的角色。而服刑人员作为监狱行刑社会化中最终的输出，在整个体系中，受哪几个重要因素影响，也可见一斑。　　从宏观而言，政治的考量与经济的需求才是监狱行刑社会化真实的推力，人道主义只是监狱行刑社会化的一个正当化的理由。从微观的角度来看，监狱行刑是体制、民警、服刑人员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监狱行刑社会化的推进，需顺应政治、经济的同时，充分考虑体制、民警、服刑人员三者的权益，方可真正取得成功。做到这一点，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入手，一是监狱服刑人员劳动薪酬制度的建立;二是监狱和服刑人员的科学分类;三是教育改造的合理化及社会化;四是民警过程绩效的探索;五是服刑人员出狱前的重新犯罪危险性评估;六是监狱民警的再社会化教育。通过这些制度建设，为监狱增加安全的砝码，为监狱民警卸下沉重的心理包袱，为服刑人员建立走向社会的信心，最终促进服刑人员从监狱走向社会的平稳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