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代的“孤岛”形成了一种奇特的文化景象,当时在大后方不能出版的文学作品、不能上演的戏,只要没有明显直露的抗日言词,在“孤岛”上反而可以问世。抗战前,曹聚仁就曾预言战争期间会开出一朵“新的文艺之花”,它“将和过去的纯文艺或带政治宣传作用的文艺不同,它是综合新旧文艺,兼采新旧文艺之长,而为一般大众所喜爱的。”张爱玲的文学创作就是这样的一朵文艺之花。张爱玲带着她的中短篇小说于1943年左右登上沉寂的上海文坛,她独具特色的艺术才华使她很快成为红极一时的女作家。张爱玲以一个在现代化都市中寄居者的身份书写着她所熟识的城市,她的一举成名是与用商业化模式操作通俗小说的上海文坛“一拍即合”的。在四十年代的上海她所接触文学生产机制是在市场经济和商业竞争中建立起来的:个人利益的概念被明确化,一切成就的准则被物化为金钱,实惠的生活哲学取代了统一的终极的精神性目标。在这样的文化氛围的影响下,张爱玲既不能像三十年代的进步和“左翼”作家们那样热血沸腾地反映时代,接触现实,写出《子夜》、《雷雨》;更不能像同时期解放区作家们那样自由自在地放手写《小二黑结婚》、《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等,而是形成了她独特的创作情感姿态——彰显日常生活的题材,把目光投向了日常生活中的小人物的内心,深入他们以情欲为中心的无意识领域,在他们在看似琐屑的平凡中揭示出普通人性的弱点。张爱玲的小说是关于文明与人性的哀歌,而张爱玲哀歌的主旨,并不是对社会的批判,更谈不上对社会的改造,而只是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现代都市(香港与上海)的背景中,客观冷静的展示人的精神的堕落与不安,引起读者的共鸣。张爱玲在对人性的客观冷静的揭示同时也表现出了具有现代主义意味的“荒原”、“虚无”的意识,带着点城市人的孤独书写她寄居着的城市,这也是她作品的独特之处。独特的情感姿态也带来了她个性的叙事法则:传统的小说形式糅合现代性的小说技法——传统小说章回体的结构形式和全知型的叙述视角夹杂着现代性的纷繁惊艳的意象、细腻的心理细节、电影“蒙太奇”场景转换、天才的比喻等等,凡人琐事在她现代性叙事技巧的观照之下反射出一种陌生化的效果,这种技巧显示出了张爱玲创作的特殊要求和独特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