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是人类基因的延续和未来事业的继承者,他们的健康成长与否对人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所以,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尤其是恶性犯罪,如何进行恰当的刑法规制,也向来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近些年来层出不穷的一系列低龄犯罪的事件更是刺激着大众的敏感神经,在刑事责任年龄降低还是维持,对待未成年人的犯罪要优待还是一视同仁的争论不休中,一些学者将目光投向了更早建立现代法律体系的英美法系国家。相较于我国主要以生理年龄决定负刑事责任与否的情况,英美法系国家适用“恶意补足年龄原则”在判断未成年犯罪人的刑事责任能力时,并未采取“一刀切”的方法,而是通过具体分析不同个体的实际情况,判断是否能够认定“恶意”,从而辩证地认定犯罪行为。这种辩证的方法给应对和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处理途径。在这种处理途径下,未成年人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可以不再仅仅用未成年人犯罪行为发生时的生理年龄去作为唯一的标准来进行研判,这也便于去应对和解决相对恒定的刑事责任年龄标准和实际变化的个体存在差异而产生的法律问题。我国宽宥的关于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规定存在与未成年人犯罪屡屡出现的立法理想与法治现实脱节的现状,这种现状和矛盾的撕裂造成大众对未成年人犯罪后,相关部门的处理结果时常不能安抚社会的不满和愤懑。受爱护幼小思想影响的相关立法落到司法实践中,却产生了不甚公平的保护了作为加害者的未成年人的不良实效。受害者在遭受未成年人侵害后,最应该保护的受害者的权益反而被忽略,受害者的权益的维护显得无力而又无奈。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之中,未成年人也有可能是受害一方主体,未成年人作为被害方的权益同样需要受到保护。为了更有效的解决我国在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的乏力现状,我们可以借鉴英美法系的“恶意补足年龄原则”,在充分吸收其合理内涵后,进行本土化的立法改造,以建立一套更完善的刑事责任能力认定体系去认定未成年人刑事责任能力,更有效的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