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塘江是浙江的“母亲河”,其航运业对浙江社会发展的影响至深至远。在穿越千年的时间里,钱塘江航运在构筑了区域社会交通主干线的同时也孕育了沿岸相对繁荣的节点城镇。及至近代,随着国门的打开,钱塘江航运也不可避免地卷入现代化的浪潮中去。现代性势不可挡地渗透进航运业的各个层面。在工具上,轮船的引入开启了机械化运输时代的序幕；在组织上,航运公司的崛起改变了往昔分散经营的格局；在管理上,航政机构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钱塘江流域的航运市场。当然,就史实而言,也不应否认钱塘江航运的现代化是“低强度”的。与此同时,火车、汽车等新式陆路交通则对钱塘江航运构成了一定的冲击。但是,现代性融入传统社会有着一个互斥的过程。传统与现代的差异性与对抗性在近代钱塘江流域的交通体系中所体现出来的则是轮船与民船之间、水运与陆运之间竞争又互补的复杂关系。技术含量高的交通工具并不一定符合市场的需求,水运则因其价格等优势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新式交通需要以时间来换取其效能发挥的空间。钱塘江航运在近代的变化也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应。在前现代社会中,钱塘江航运在城镇空间结构的形成、区域社会体系的建构方面俨然为一大变量。在空间结构上,钱塘江为本区域内聚落分布的主轴,城镇星罗棋布于其两侧。在社会体系上,航运成为影响城镇在区域市场结构中的关键性、文化网络中的重要性乃至自身兴衰与否的关键因素。而到了近代,水运地位的下降与陆运地位的凸显使得流域内空间结构与社会体系都开启了重构的进程。兰溪与金华在近代几十年中的兴衰交替非常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钱塘江航运与沿线城镇如同对方的镜子,一方的繁荣亦或衰败都能折射在另一方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