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化经典,也是中国古代诗学理论主要阐释对象和意义生成之源,而汉代是经学和经典解释传统形成和建立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古代诗学理论基础奠定的重要阶段。汉代诗学理论基本是围绕经学释义,更准确地说,是围绕《诗经》的阐释而建立起来。理解汉代《诗经》阐释中的诗学问题,不仅是理解汉代诗学,也是理解整个中国古代诗学理论发展进程的一个关键。本文正是本于这一基本认识展开思考。鉴于学术界普遍存在的汉人过于功利,以经学、政治教化为本位而忽视《诗经》文学价值的批评,论文的“导论”部分首先对汉代《诗经》阐释的诗学研究理路与方法予以说明,认为要正确评价汉代《诗经》阐释的诗学价值和意义,必须摈弃经学与文学、教化与审美对立的思维模式,重建汉代《诗经》阐释的历史语境,把汉代《诗经》阐释和诗学理论放到先秦两汉的历史语境中考察,充分重视这一语境在汉代诗学理论建构中的意义。同时,应从知识与意义双重关注的立场出发,以同情了解、开放多元的眼光看待《诗经》文本和诗学理论的研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正确认识汉代《诗经》阐释和诗学理论的价值和存在的合理性。“导论”部分还对文中所使用的“诗学”概念予以说明,认为中国古代的“诗学”概念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诗学”原是《诗经》之学,是经学的一个分支;第二层含义是狭义的理解,是关于作为抒情文体存在的“诗”的理论。第三层含义是广义的理解,即指文学理论。本文所使用的“诗学”概念,主要是广义的,也就是指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但是,通过对中国古代“诗学”概念的语源和背景分析不难发现,中国古代诗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又与《诗经》之学,与狭义的“诗”——抒情诗的本质特征的认识密切相关,中国古代诗学也可以说是在对《诗经》阐释中,在对狭义的“诗”的文体的解释和规范中建立起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论文主体分六章展开。第一章探究汉代诗学与先秦《诗经》阐释的关系。这一探究意在说明汉代《诗经》阐释和诗学观念方法的形成,并不只取决于汉代诗学自身,它受到先秦《诗经》阐释观念和方法的巨大影响,是先秦诗学理论合乎逻辑发展和演变的结果。具体说来,就是春秋赋诗断章和政治礼义传统,影响到汉人道德化和政治化诗学观念的形成。而孔子、孟子、荀子等人对《诗经》的阐发,如孔子对《诗》的礼乐教化、政治教化作用的重视,孟子的以仁义和王道仁政说《诗》和“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观念方法的提出,荀子的以《诗》证礼,明道宗经观点的提出,《孔子诗论》对“性情”和“礼义”关系的理解,更直接影响到汉代诗学,如通经致用,诗史结合、情礼结合,重《诗》的政治道德功用等观念和倾向的形成。第二章是结合汉代政治、思想、历史和文化的实际状况,探讨汉代《诗经》阐释的整体倾向,即经学化、历史化解《诗》的倾向与诗学的关系。从经学化倾向方面说,汉代是经学的时代,汉代诗学因此也就是经学语境中的诗学,汉代《诗经》阐释经学语境和背景的形成,既反映了汉代官方意识形态和大一统政治理念的需要,又体现出士子文人的精神追求和道义理想。在汉代《诗经》阐释的经学语境中,潜含着“道”与“势”、“情”与“礼”、“文”与“用”等基本矛盾,反映了汉代诗学对文学的政治功用、道德功用的高度重视,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将经学与文学、政治与审美根本对立起来。因为,《诗经》毕竟是诗歌文本,汉代学者对《诗经》阐释,无论怎样经学化,怎样强调《诗》的道德政治功用,它都必须面对《诗》这一文本,面对《诗》所包含的审美质素与内涵。事实上,汉代《诗经》阐释较之先秦在文学美学阐释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从历史化解《诗》方面说,汉代《诗经》阐释的一个突出倾向,就是以《诗》为史,对《诗经》进行历史化的解读。这种倾向最突出表现在《毛诗》的《诗经》阐释上。对这样一种阐释倾向,学术界多有批评,认为没有什么历史的根据,只是一种违反《诗》的本义的穿凿附会,而本文则认为,这种阐释倾向和方法的形成,为人们更好地了解《诗》与作者、时代的关系、了解《诗》的文本意义提供了可能,同时也深化了人们对于诗歌源流演变规律的认识,揭示了《诗经》内含的记事、言事、感事功能,使人们能更好地认识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进程。第三章是阐发今文经学《诗经》阐释中的诗学问题。经学是汉代《诗经》阐释的主体,在经学的阐释中,引发了许多重要的诗学理论问题。经学的《诗经》阐释主要分为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两大部分,今文经学的《诗经》阐释,以今文三家诗(特别是《齐诗》)和董仲舒为主要代表,古文经学则以《毛诗》为主要代表。本章先讨论今文经学,分两大部分展开。第一部分是探讨今文经学的基本思想与信仰与今文经学《诗经》阐释的关系,认为今文经学的基本信仰是以“天”为核心,建立起天人感应的思维模式,今文经学家的《诗经》阐释是在这一信仰和思维模式引导下展开,《齐诗》则反映出今文经学思想信仰和《诗经》阐释最本质的东西,那就是深究天人之道,以阴阳五行说《诗》,以灾异说《诗》,以情性说《诗》,所以成为本文的阐释重点。第二部分是探讨今文经学《诗经》阐释中的诗学问题,主要讨论了三个问题,一、以“情性”说《诗》。今文经学对“情性”理解是在先秦“情性”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特殊意义在于它立于天人合一和阴阳哲学高度论“情性”,将人之情性与天地情性联系起来,从而深化了人们对《诗》的“情性”问题的理解。文章还以《齐诗》的“四始”、“五际”、“六情”“十二律”说为例,具体分析了今文经学以“情性”说《诗》的理论意义,认为今文经学家以“情性”说《诗》虽带有神秘和政治功用色彩,甚至把《诗》看成作为神学和政治教化的工具,但却也看到天与人的感通应合关系,突出了“情性”在《诗》的阐释中的作用,为《诗经》阐释注入了新的合理成分。二、以“灾异”说《诗》。“灾异”说《诗》可以说是今文经学家最普遍的说《诗》倾向,这种倾向的形成与董仲舒对“灾异”的理论阐发有着密切关系。对于这种倾向,不能简单地以“神学迷信”和政治功利主义予以否定,要看到它所隐含的人伦倾向和对现实的批判精神。以“灾异”说《诗》的特点是牵引诗义以合天道,把《诗》看成是对统治者无德政治的警示和谴告,这固然有湮没《诗》的文学和艺术价值的危险,但毕竟意味着《诗》的地位的提高,扩充了《诗》的使命与功能。今文经学家以“灾异”说《诗》,主张《诗》为天下法,为天地之心,与《毛诗》提倡“美刺”说有精神实质的一致,但相比较起来,它更重视和强调《诗》的“刺”的精神和对现实的批判功能。另外,以“灾异”说《诗》,还包含着“以类相召”、“假经设谊、依托象类”的诠释策略和方式,与中国古代的重“象”、重直觉类比的思维方式有某种相通,这对于理解中国古代诗学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形成,有一定意义。第三,“《诗》无达诂”说。“《诗》无达诂”是今文经学家提出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诗学命题。对这一命题的理解,今人多站在现代文学、诗学立场上,把它只看成是一个与文学和诗学审美接受相关的命题。实际上,这一命题的提出和形成,与今文经学家《诗经》解读的经学立场密切相关,它对中国古代诗学的意义,不仅应只从文学和审美接受的立场上理解,更应该从以经典阐释核心的诗学解释学意义上理解。不仅只应该看到它所包含重视理解和阐释差异和接受者主体能动性的思想,更应该看到经学文本对人的视野的翳蔽,经学思维对中国古代诗学所拥有的强大惯性和力量。第四章探讨《毛诗》《诗经》阐释中的诗学问题。论文所说的《毛诗》的《诗经》阐释,是指《毛诗序》、《毛诗故训传》、《郑笺》等所组成的《毛诗》解释系统,而非仅仅指由毛亨所撰的《毛诗故训传》对《诗经》的解释。《毛诗》《诗经》阐释在今文三家诗衰微后亦独行于世,雄霸《诗》学界近两千年,所以它对于中国古代诗学理论的意义尤其不能轻视。《毛诗》的《诗经》阐释与今文经学相比,在观念和方法上,更自觉地禀承了先秦孔门诗教精神,也更试图接近《诗经》文本和历史的真实。本章第一节探讨了《毛诗》《诗经》阐释的体式与方法。这一体式和方法的基本特色是,以《序》的题旨为引导,以《传》的“诂训体”的文本解读和文字疏通为基础,再补之以郑玄的“笺注”予以深化提高。这一探讨意在说明,《毛诗》作为中国古代最早最权威的《诗经》解释系统,它所形成的方法和体列有很大合理性。《毛诗》的解《诗》,较前人来说,它更多表现了对原典和文本的尊重,保留了较多的原始的解《诗》信息,在方法上更加谨严周备,所以不能把它看成是一个道德说教、服务于经学、政治和主观附会的释义系统予以轻易地否定。第二节则讨论《毛诗》《诗经》阐释中的诗学问题。首先是“教化”问题。“教化”是《毛诗》《诗经》阐释中的核心问题。学术界多从政治功利意义上看待《毛诗》中的“教化”问题,而论文却认为更应该从人文和人伦教化的意义来理解《毛诗》的“教化”问题。《毛诗》是从男女夫妇之道出发言教化;是将风俗美善的追求与儒家的政治教化、礼乐文化建设联系起来;并把统治者也纳入教化的范围,所以《毛诗》所言“教化”,不仅构成一个教化体系,而且表现出广泛的人伦教化精神。其次是“情性”问题。“诗教”因情而生,不脱离情性,这是《诗经》诞生之日起,孔门诗教传统形成以来就固有的主题,《毛诗》也不例外。它虽有教重于乐,将教化过于理性化、政治化之嫌,仍非常重视情性。《毛诗》以“情性”论《诗》,《诗大序》是一个关键,它对《诗》的情感本质和功用的纲领性阐发,说明汉代较之先秦在诗的情感问题认识上有了很大的进展,特别是提出“吟咏情性”、“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等诗学命题,将“情”与“志”统一起来,使人们能真正超越先秦“诗言志”认识水准而意识到“情感”对于诗歌创作的决定意义。而《诗小序》、《毛传》、《郑笺》对《诗经》的情感性解读,深化了人们对《诗》的情感内容和艺术特征的理解。再次是“比兴”问题。论文认为,《毛诗》对“比兴”的阐释,蕴涵着双重意味:一是将“兴”与“比”等同起来,“兴”即是“比”,即是“譬喻”,重“比兴”的美刺讽喻和道德教化功能;二是重“兴”的生命感发,在“比兴”的功能强调中蕴涵着一份人与自然亲心相通的情感。这样的“比兴”观,实际上包含着中国古代诗学中政治与审美的矛盾张力与内在悖反。《毛诗》对“比兴”的阐释,构成中国“比兴”诗学理论的关键一环,对中国诗学理论和思维方式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最后讨论“感应”和“以时论《诗》”问题。所谓“感应”,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人与自然间的感应,即把宇宙自然看成一个气类感应,可以与人的生命、情感相通的世界;一是指人与社会间的感应,认为在人伦社会领域中,也存在一种感应应合关系。与“感应”相联系的则是“以时论《诗》”。这也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人对自然时令、时序的感应,一是社会中人的时运感喟与忧患。“感应”和“以时论《诗》”问题的讨论说明,《毛诗》《诗经》阐释不仅服务于政治、道德,而且有一种生命的体认和时代忧患与关怀。第五章是探讨辞赋家的《诗经》阐释与诗学观。论文将汉代《诗经》阐释分为经学家和辞赋家两个系统,同时认为,由于经学在汉代占据绝对统治地位,这一区分只是一个相对的区分,二者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广泛的一致,那就是它们都以《诗》为经,以《诗》为谏,把《诗》看成是政治人伦教化的工具。但是,由于辞赋家的《诗经》阐释产生于汉代文士的兴起和文学创作日趋繁荣的背景下,再加上他们独特的生活命运、思想观念和创作经历,又使他们的《诗经》阐释表现出不同于经学家的特点,这集中体现在司马迁的“发愤作《诗》”、班固的“咸非其本义”和“风俗观《诗》”、扬雄的“诗人之赋”和“辞人之赋”等命题的提出上。论文首先讨论了司马迁的“发愤作《诗》”说,认为它既与先秦至汉《诗经》批评传统相关,又有着新的突破和发展,那就是它明确将《诗》的情感表现定为在“怨愤”上,更加突出文学反映人生的价值,更多关注到个体情感的表达。其次是讨论班固的“咸非其本义”说和“以风俗观《诗》”说,认为前者的意义在于它在《诗经》阐释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诗》的本义问题,从而推动了人们对《诗》的文学和审美特征的认识。而后者的意义则是将《诗》的政治教化与风俗民俗审美有机结合起来,开辟了从风俗、民俗角度阐释《诗》的新视角。再次是讨论扬雄的“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说。认为此说虽然还是在经学语境基础作出的,却充分注意到处于经学传统外的文人身份和写作方式的存在,对中国古代诗歌作者身份和文人身份的确立具有重要意义。最后是讨论《诗经》阐释与汉赋、楚辞批评的关系,认为汉赋与楚辞的诗学术语和批评规范的建立与《诗经》阐释密切相关,依《诗》论赋,依《诗》论骚是汉赋与楚辞的批评的基本特点,这也有力地说明《诗经》阐释在汉代诗学批评中的中心地位以及对后世批评的巨大影响。第六章,也就是最后一章,探讨汉代《诗经》阐释的诗学意义和影响。论文认为,汉代《诗经》阐释的主要意义不在于它引发了哪些具体的《诗》学命题和观点,而在于它对中国古代诗学理论基础的奠定,对中国古代诗学思维模式的影响。要认识汉代《诗经》阐释的意义和影响,必须超越将《诗经》阐释定位在以审美为本位,强调作纯文学研究的观念和立场,必须超越经学与文学、教化与审美对立的思维模式。在中国古代文学和诗学史上,占主导地位的文学观念并非是那种以审美为本位的文学观念,而是文兼众体,弥纶群言,与中国古代经学、政治、道德有着紧密联系的文学观念。所以,产生于经学背景下,将“经”与“文”紧密地联系起来的汉代《诗经》阐释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观念、诗学理论的发展生成来说具有普遍意义。这种意义主要并不在于它是从文学自觉和审美的角度提出了哪些具体的诗学命题和观点,而是在于它适应了中国文化和思维的基本特征,可以从中国诗学思想发展的最深层动力出发,对人们所普遍关注的文学诗学问题予以合理的解释与说明。这些问题,论文认为集中体现在“依经立义”话语方式、“比兴”阐释方式、“教化”、“情性”、“感应”观念以及“以《诗》为史”的诗学倾向等方面。论文的思考有一个中心,那就是认为,中国诗学传统,特别是在中国诗学中占有主体地位的儒家诗学传统的形成,依赖于经典的解释,有着经学的巨大影响,但并不意味着中国诗学因此就偏离了文学的轨道。中国诗学从汉代起就形成高度重视政治、道德教化的传统,但并不意味着因此就根本排斥和否定了文学的审美价值。中国诗学,特别是儒家诗学可以说是在汉代《诗经》阐释所奠定的诗学语境中形成的,是在经学与文学、教化与审美的互动关系中形成的。所以,在“结语”中,提出如何在经学与文学、教化与审美关系中理解中国古代诗学的问题,并把它看成是正确评价和理解汉代《诗经》阐释诗学理论价值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