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近些年的小说表现出对人类“说话”现象的特别关注，并将其作为作品主题之一。他不断对叙说主题和叙述方式进行改变革新。他的创作在每一时期内都会相对集中地表现一个特定主题。从初期的“官场”小说到后来的“故乡”系列小说，再到近期的“说话”主题小说，刘震云为人们提供着一个又一个新的观察世界的方法。但令人遗憾的是，评论界对刘震云思想、主题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权力、历史、故乡、人性等这些已被反复阐释的观点和视角上，即使关注到了刘震云的“说话”主题，他们的研究思路和研究视域大多指向的还是“权力”的表达和“孤独”的诉求，很少有论者从“说话”本体出发，对刘震云的表达内容和思维逻辑进行研究。有的论者也谈到了刘震云小说中的“说话”行为反映了生存的困境，却没有进一步追问人们“说话”百态背后的动因和动力，对其进行原因解读。可以说，评论界对刘震云的“说话”主题小说的阐释研究尚嫌不足。因而，本文把刘震云“说话”主题小说作为研究目标，从“说话”本体角度切入，对其小说进行逻辑探寻。刘震云认为“说话”不仅是用于交流的语言，还指向存在层面。他认为倾听也是“说话”的重要形式，着重描述了语言对内心的追逐、诉求，表达了对心灵的释放，对自我本真的精神体认。首先，本文分析了刘震云“说话”主题小说中描述的各种“说话”行为和现象的存在状态，借用海德格尔关于话语结构的理论，对其中“说话”的生成方式和类型进行了解析，导出一条线性的逻辑图像，即：无论话语最终的显示效果呈现什么样的状态和属性，说出的话都是由话语表层含义、话语本意、话语传达和接受意义三个环节生成或组建。这三个环节就包括了人们日常说话交流的言语状态和性质。对“说话”进行逻辑分析，能使我们对言说背后的生存诉求和精神状态有更深刻的了解，而刘震云对语言的游戏态度、对规则和逻辑的颠覆，意在揭示社会的异化、人的异化、人和人关系的异化。接下来，本文对刘震云作品中人们“说话”欲望的产生原因进行了解读，认为其欲望来自于生命冲动和情感需求以及权力意志的诉求。刘震云认为“说话”是一种交流，更是一种承认，来自于他者对自我的承认。他认为中国人的孤独在于内心感受和情感无处诉说，没有真正的倾听者和精神寄托。所以，他在小说中经常把“寻找”和“倾听”看作生命存在的意义之所在。但刘震云及其人物的探寻似乎又陷入另一种悖论与荒诞，那就是中国人的无神信仰和人性的不确定性，以及语言本体和感官遮蔽造成的语言的不可言说性注定了寻找的虚妄和无意义。而为了摒弃孤独、解决精神困惑、寻求自我价值和存在意义，他们又不得不走上“寻找”的道路。另外，刘震云还认为对权力的渴望和追求让人们产生“说话”的欲望，而对话语的控制又反过来产生权力；人们想要说话，是因为人们的控制欲和权力欲，当然，个体自我意识的极大觉醒导致的唯我主义也是争夺话语权的原因之一。再次，刘震云在小说中反复提及“说话”错位及其导致的事态错位现象，并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原因探寻。他认为权力欲望的趋向性、伦理秩序和世俗力量的规约性、个人思想的双重性以及语言的遮蔽性造成了错位现象的发生。“说话”作为一种社会活动，既然离不开社会意识的影响，就必然受社会伦理道德和世俗观念的约束。人性的商业意识和权力逻辑造成了双重思想的存在，自身的利益决定了其说话和行为的内容和性质。言说主体的利益诉求和感官的局限造成了语言具有极大的遮蔽性和欺骗性，从而使得“说话”变得功利化和操作化。通过对刘震云小说中“说话”现象的层层剖析和深入探寻，我们可以对人类生存现状进行反思，并从中受到某些启迪。现代消费社会的大众传媒为我们构建的是一种虚假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活动，语言和符号控制了人的思维，导致人的异化，人们成为文化中的被奴役者。刘震云通过对现代人“说话”行为的展示，观照了现代人的沟通之难、生存之痛，他传达了这样一种思想：现代社会中，语言和心灵的距离渐行渐远，这是人们孤独和焦虑的原因之一。为此，他呼吁人们打开心扉，学会倾听自己的内心，也倾听他人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