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认为历史是文化生命的曲折发展,因此他在其《历史哲学》中以历史为载体对中国文化生命的过去及未来做了一哲学的省察,并希望通过这一省察找出中西文化生命异质之处,由此探索出一条中国文化生命的现代化道路。牟宗三认为中国文化生命之所以不同于西方文化生命,全因为中国文化生命之背后为一“综合的尽理之精神”,其表现方式为“理性的运用表现”。而西方文化生命背后为一“分解的尽理之精神”,其表现方式为“理性的架构表现”。现代化之科学与民主唯有通过在“理性的架构表现”下形成一“对列之局”方可实现。而中国只有“理性的运用表现”,无法开出“对列之局”,故中国之文化生命开不出民主与科学。以往之中国文化生命,虽无民主与科学,然因其以儒学为主流,故在儒家的德治下仍可实现一治权的民主来暂时维持天下之太平,但历史亦因此而不得不停滞于一治一乱的循环中。而若要结束这一治乱循环之局,唯有通过“理性的运用表现”转出“理性的架构表现”,从而实现政权的民主,此即中国文化生命之现代化。牟宗三认为既然儒家是中国文化生命之主流,其两千多年来一直主导着中国文化生命的发展,因此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的使命,亦该由儒家来肩负。而牟宗三认为儒家若要实现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使命,必须走一条“内圣开新外王”的道路。中国文化生命唯如此才能实现传统与现代化的完美融合,从而向更远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