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逐年趋缓,当前国内经济发展目标已经逐渐由规模扩张转变为产业结构优化。在这种经济背景之下,传统的依靠高能耗、高污染的经济发展模式开始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绿色经济发展模式日渐获得学术界的普遍重视。环境规制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策工具,在调节绿色经济发展方面具有良好的效果。本研究从城市群层面出发,选取长江三角洲城市群27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2005-2019年共15年的面板数据,综合利用超效率SBM-DEA模型测算绿色经济效率,使用空间杜宾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深入探究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和绿色经济效率的关系。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环境规制强度在2005-2019年度整体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其中,工业废水去除率平均值由2005年的42.3%上升至2019年的59.5%。（2）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绿色经济效率平均值在2005-2019年呈现为缓慢上升趋势,平均值由2005年的0.323上升至2019年的1.013,上升幅度较为明显。空间分布来看,上海、杭州、苏州、无锡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绿色经济效率呈现较高水平,整体上表现为上海高于浙江和江苏,安徽区域城市群绿色经济效率呈现较低水平,2019年平均值为0.884。（3）根据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面板数据的回归结果,发现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无法使用一次函数进行拟合,二次函数的拟合效果较好,即两者呈非线性关系。分类型来看,命令控制型的模型回归结果与总体结果一致,符合二次函数特征,证明其与绿色经济效率符合倒U型曲线。以同样的方法构建计量模型,市场激励型具有相似的回归结果,与绿色经济效率间呈倒U型关系。这说明当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内部的环境监管措施趋于严格时,该区域的绿色经济效率开始时会逐渐上升,到达一定的阶段之后便会呈现下降趋势。（4）在以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模型中,对外开放程度、产业结构、政府干预程度和城镇化水平对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均具有促进作用;在以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模型中,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和城镇化水平对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具有促进作用,政府干预程度对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具有阻碍作用。（5）技术创新作为绿色经济效率的一项重要影响因素,在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机制中具有较强的解释力,经过中介效应检验可以发现,技术创新在其中发挥了中介作用。通过门槛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可知,当技术创新没有跨过第一道门槛值的时候,环境规制会促进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遵循成本效应得到完全抵消;当技术创新跨过第一道门槛值的时候,环境规制会阻碍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