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军阀政治是新疆这个自古以来多民族共生舞台上最为显著的特征。造成军阀政治的诸多因素,早在晚清时期已在酝酿当中。腐朽的清王朝,在十九世纪中期鸦片战争以来的时代大变局中,遭遇到了数千年来前所未见的危机。其为挽救危亡,加强中央集权而推行的步履维艰的整顿和改革,随着王朝的覆灭无疾而终。在此历史背景之下,以巡抚领导下的军政合一的政治体制、军队的地方化、私属化、地方财税权的扩大、金融体系的自立为表征的新疆地方主义倾向也日益增强。而封闭的地理环境、落后的交通、复杂的民族和宗教格局,以及经贸关系的离心化,更加剧了新疆形成割据势力的危险。民国肇造,杨增新在恢复和建构新的统治秩序的过程中,在清代新疆巡抚事权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加强了军、政大权向督府的集中,巩固了其在新疆的绝对权力和独裁地位,从而开辟了民国新疆军阀政治的格局。杨增新这个老吏,以传统的州县之道治理新疆,标榜“无为而取天下”的道治主义政治哲学。载牵制主义、平衡主义和“无为而治”的施政总方针的指导下,杨增新禁锢了新疆社会自晚清以来萌动的近代化欲望。这使得其统治下的新疆社会,长期处在一种缓慢新陈代谢的状态当中,徘徊于现代文明世界的大门之外。在新疆新旧思潮的激烈碰撞下,以樊耀南为代表的新疆“新派人物”,于1928年7月7日刺杀杨增新于新疆省立俄文法政专门学校。作为杨增新的学生和忠实追随者,金树仁试图在因循其前任基本路线和方针的前提下,对杨的部分治新政策进行调整和改变,来迎合新疆社会在杨增新时代被压制和禁锢了的近代化革新的愿望。由于受到个人能力、意志以及客观条件的局限,金树仁敷衍性质的改革刚刚跨出一小步,杨增新时代的统治秩序便已然变得七零八落,这使其陷入到一个尴尬和窘迫的境地。哈密事变之后金树仁脆弱的政权迅速解体,标志着在新旧的激烈碰撞下,在革新与守成的两难中,杨增新所建立并在金树仁时期得到延续的军阀政治的模式已悄然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盛世才政权的崛起,是包括南京政府在内的各种势力在新疆的利益角逐,最后由于苏联胜出所造成的结果。新疆统治者由文人向武人的过渡,以苏盛同盟为基础新疆对苏联模式下近代化成功经验的复制,表面新疆的军阀政治在经历短暂的中断后踏上了另外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实现量由一种模式向另外一种模式的转变。苏盛同盟,是盛世才时期新疆军阀政治最鲜明的特征。苏盛同盟本身包含着一个无法化解的矛盾,随着时间的推进,这一矛盾不断扩大的结果,导致盛世才在1942年与苏联决裂。重庆国民政府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成功地接管了新疆地方政权。至此,自民国元年以来杨增新开辟的军阀政治的格局走到了历史的尽头,维持半独立半割据状态长达三十二年之久的新疆,终于被纳入到中国中央政府的直接统治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