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对桂北阳朔县福利镇“五月八”节变迁的民族志研究。众所周知,庙会是我国一项古老的传统文化。传统庙会在城乡扮演多种角色：祭祀神佛、整合社区、交易货物、娱乐身心、传递信息、访亲拜友……。所以,作为文化的庙会是乡村传统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弥散在各个方面,1978年以来,全国各地的庙会恢复举办,并得到发展,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通过田野调查所得的第一手材料,翔实地描述和深入地分析了“五月八”节的演变,尤其是在当代各种因素——国家、市场、民众——的合力中,“五月八”节的现代意义,展现了乡村传统文化转型过程中的创造、挫折与困惑。首先,作为文化的庙会是一个意义系统。尽管福利人对“五月八”节的个人化神灵信仰有所淡化,但作为一个地域性崇拜形式愈彰愈显。弥合因城镇化、市场化带来的人群流动与分化,丰富社区文化生活,特别是它的消遣与游戏功能日益突出。而且被民俗旅游征用后,“五月八”节既能满足乡民消遣与游戏的需要,也能吸引游客,促进福利旅游业发展。消遣与游戏又何尝不是一种消费,是一种人们乐于表达和展示的生活方式。因此,将民间信仰复苏看作是所谓的信仰缺失或经济改革时代精神匮乏的直接反应是有失偏颇的。其次,福利“五月八”民俗文化旅游节,包含大量传统模式,是“传统的循环再生”；又有新的内涵,是“传统的发明”。文艺、祭祀、旅游观光、体育成为现在福利庙会的主要内容。带动旅游业发展是新时代赋予庙会的新使命。虽然与传统庙会有较大不同,但是福利庙会一如既往地为人们所面临和关心的重大问题提供答案和慰籍。福利庙会不是反现代的,而是在与现代化的势力不断地调适的过程中再现的仪式实践。再次,庙会不仅是一种文化空间,它还是一个公共空间,它的组织与展演,既体现了公共性和全民性,又给个体以新的能量,给社区以新的荣光,给自然交替以新的力量,使人、社区、自然免于失范的危险,对乡土秩序或有意或无意地进行着规整。而今天的庙会组织已经有了讲究公共性的契约连带关系的俱乐部性质,是培育公民生活的重要平台；并满足了多数老年人精神生活的需要,也给并不热衷于此的年轻人以“根”的感觉。然而,由于政府与市场过于强势的介入,再加上乡土文化中深层的“差序格局”意识,公共生活呈现出“有关系,有组织”的运作形态。最后,文化精英对庙会的调查研究经历了从俯视、斜视到平视这一精英心性的变化,如果将乡村庙会视为一种制度、生活方式或者说文化体系,研究者应该能更好地理解庙会的传承主体——广大民众以及当下的新农村建设的应有之道,并坚持学者应该有的独立思考与批判精神。庙会是乡村生活里不可分割的意义系统,民众无时无刻不在贡献着自己的智慧,但也承受着都市文明的侵袭,需要政府的理解与扶持。庙会是一种民间传统文化,它现在的遭遇也将成为一种新的传统。必须强调的是,任何援助都以不取代文化持有人的主体地位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