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易代，投影在知识分子身上的不仅是身份的变迁，更是心灵的蜕变。他们生活于“新朝”，而心念旧朝，彰显人格的同时，呈现出情感的失衡。张岱以另一种人格挺立诠释和亲证了遗民的精神变迁和情感归宿，表征了遗民心态的复杂，以及此一沧桑境遇中人道的艰困和无奈。张岱年少时为“纨绔”子弟，生活奢华。中年以后，国家覆亡，“个人之梦”的破碎也带来“家国之梦”的沦丧。明代灭亡也意味着汉文化的衰落，张岱在“两梦”中运用“史笔”手法，曲折地表达了对汉文化的眷恋和哀悼。张岱推崇“冰雪之性”，但在亡国后没有“以身殉国”，而是“披发入山，騃騃为野人”，这既是他“权变”生死观的召唤，也是“《石匮书》未成，尚视息人世”的责任。他选择了修撰国史、发愤著书，用这种文化上的自挽和自励来“修史存明”。明代虽已灭亡，遗民们依然期待“中兴”，张岱也不例外。他以一种“好乱”、“嗜乱”的心理表达了对日渐稳定的清时局的害怕和不满。“中兴”的期待最终落空，反观自己“苟活”的选择，张岱难以释然，产生“失节”的梦魇。他忏悔、自责、放诞，“道德的正义”驱使其情感转向更大的悲怆——荒诞不经。明亡以后，很多思想家把亡国归罪于阳明“心学”，然而张岱却认为“心学”如“暗室一炬”。他推崇徐渭、李贽等人，批判程朱理学。张岱虽然深深地眷念故国，但他仍然以理性的眼光看待明王朝的得失。他认为明代中晚期的党社误国，并对崇祯皇帝加以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