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马克思所言,无论我们承认与否,社会形态的发展终究是一个自然史的过程,经历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性变迁,是世界上一切国家都难以规避的一个历史命运。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渐次启动并日渐向纵深拓展,由这种社会转型所衍生的种种现代性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这些前所未有的现代性问题不仅给我们带来了不断加大强度的头脑上的“眩晕”,而且还严重制约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对当代中国而言,深化对现代性问题的研究势在必然。研究现代性问题,西方社会是不可脱离的视域与场域。自现代性产生之日起,西方一些学者就对现代世界的问题展开了尖锐的批评与批判。然而,与浪漫主义和诉诸于道德、精神的观念论批判不同,马克思对现代性进行了有原则高度的批判。通过从较上层建筑更为根本的经济基础入手,马克思“诊断”出现代性问题的实质是资本增殖的逻辑,认为现代性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人类社会自身的改造。此种与经典观念存在论批判迥然不同的资本现代性批判思想成为研究现代性问题不容忽视的理论学说之一。纵观国内学术界围绕该话题所展开的讨论,学者在核心论点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笔者发现,以发生学的视角,从整体上还原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的历史流变,依然存在有待深入挖掘的空间。为此,笔者希望在借鉴相关学术成果的基础上,以马克思经典文本为依托,从发展史的维度出发,对其现代性批判思想的思维进路进行一次学理上和学术上的梳理与探讨。本文由前言和正文两大部分构成。前言部分概述了论文的背景、研究意义与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梳理并归纳了现代性的内涵。主体部分从五个阶段展开具体论述:第一阶段,大学至《莱茵报》早期,马克思对启蒙现代性的理性和自由原则认同并努力追寻;第二阶段,《莱茵报》末期,“物质利益难题”使马克思对启蒙现代性的理性原则由认同走向质疑;第三阶段,《德法年鉴》至巴黎时期,以反思黑格尔理性国家观为发端,马克思走上了批判启蒙理性主义的历史道路,其批判范式经历了从政治学批判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转换;第四阶段,布鲁塞尔时期,以科学的唯物史观为依托,马克思对启蒙现代性展开了多视角、多维度、全方位的批判,在充分揭露资本现代性内在矛盾与悖论的基础上,展开了超越其路径的探索;第五阶段,伦敦时期,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体制的“解剖”,创立了不同于启蒙现代性理论框架的资本现代性批判理论。在梳理过程中,笔者发现:启蒙现代性理论构成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的理论源起,马克思既对启蒙现代性以来文明成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又对其引发的社会对抗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在批判过程中,马克思首先从政治哲学批判切入,最终落脚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与之相照应,其批判范式经历了由政治哲学批判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转变;而这一转变与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与马克思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