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是中国近代一位蜚声海内外的文学家和翻译家。除了一系列用英文所著的作品之外，其在翻译上的成就也是不可忽视的。与同时代的其他中国翻译家相比，林语堂的翻译自有其鲜明的特点。由于历史因素和时代环境的影响，中国近代多数的翻译家都致力于将外国作品翻译为中文，以期能够对中国的语言，思想，文化各方面带来新鲜血液和积极影响。然而，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林语堂却由最初的积极投身“欧化”运动而转向向西方译介中国的古典作品，这确实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 林语堂的整个文学创作生涯可以被划分为三个阶段：1.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后半期到三十年代的上半期(主要创作地点是上海)；2.三十年代的下半期到六十年代的上半期(生活在海外，主要是美国)；3.1966年到1976年间的十年(主要在台湾和香港)。其中，第二阶段是其从事汉英翻译的主要时期，主要译作有十一部之多，而且其最成功的译作都创作于这一时期。身为一个中国翻译家，却在海外度过了创作能力最强的三十年，并得到了西方社会的广泛认可。鉴于此，对林语堂在这一时期进行的汉英翻译做研究，对了解林语堂独特的翻译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 要真正了解林语堂汉英翻译的各种特点，最关键的因素就是要清楚动机，也就是林语堂进行其特点鲜明的汉英翻译的目的是什么。由于翻译是人为的活动，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整个过程中，必然要考虑希望达成的目的，而且所做的任何决定也必然要以目的的实现为主导。 本文以产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功能派翻译目的论为理论基础，并在此基础之上构建出了研究译家翻译行为的理论框架，并以图表的形式展示出来。在这个理论框架中，将林语堂这一阶段的汉英翻译作为一种特定的行为来考虑，从剖析进行这种行为的目的入手，分析各种影响目的形成的因素，并探讨了这种目的对林语堂在其汉英翻译过程中做出的各种决定和采用的各种策略产生的影响。本次研究首先从翻译行为的发起人入手，因为正是发起人提供了蕴涵翻译目的的翻译要求。通过对各种史料的分析，本文提出了有别于传统认识的观点，认为除了大众广知的赛珍珠外，林语堂本人也是其汉英翻译行为的发起人。在此基础之上，对翻译要求的各种因素(译文的预期读者，译文应用的时间和空间，以及译文的预期功能)进行分析，并由此剖析了蕴涵在翻译要求中的翻译目的，即通过自己的翻译使西方读者欣赏中国的传统著作并因此而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接着，根据对有关林语堂汉英翻译的各种材料以及译本本身的梳理，总结出其灵活运用的编译、节译、改译、全译、选集等多种翻译形式和归化、异化两种翻译策略，并探讨了翻译目的对林语堂选择这些形式和方法的过程中产生的影响，即一切以目的的实现为根本。在这种宏观研究的基础之上，选择了林语堂最有代表性的译作《浮生六记》进行个案研究，深入分析了林语堂在翻译该书时所采用的全译形式和归化、异化两种方法，论述选用这些手段对林语堂实现其汉英翻译目的的必要性，从微观的角度分析林语堂汉英翻译目的对其翻译行为的推动作用和影响力，作为前文宏观研究的补充，使整个论证更严密。 以目的论这种强调超文本因素的理论来分析译家的翻译行为，使对译家的研究更加全面和科学，因为译本只是翻译行为的结果，只是翻译行为所有具体因素的直接或间接体现。本次研究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就理论来说，本文梳理了目的论的主要理论，为译家翻译行为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具体和直观的理论框架。就实践来说，这种理论框架可应用于未来的译家研究，而本文对林语堂在第二创作阶段的汉英翻译研究正可提供一个可参考的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