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随着“走出去”战略进一步深化,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越发活跃,但失败率却居高不下。部分国家投资政策旨在加强或扩大国家安全筛查机制,制度因素成为阻碍中国企业海外成功并购的重要因素。而双边投资协定作为管理两国投资关系的关键政策工具,是良好双边关系的重要信号,有利于消除东道国的投资制度壁垒、保障投资者的权益。那么双边投资协定是否能打破东道国的投资壁垒、弥补东道国的政策不确定性从而促进中国企业开展海外并购呢?对此,本文基于2004—2018年中国企业对190个国家发起的1910起海外并购的面板数据,创新性地将双边投资协定与海外并购纳入同一研究框架,聚焦于异质性,探究区域异质性、主体异质性和双边投资协定文本异质性对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影响机制的扭曲作用,验证了双边投资协定的承诺机制、信号机制以及与制度质量的交互机制,并补充了双边投资协定第四大影响机制——对制度距离的调节机制理论,丰富了双边投资协对海外并购影响的理论研究。研究发现:（1）双边投资协定的缔结对中国企业意愿并购事件数量以及成功并购事件数量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影响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同未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的国家相比,与已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国家缔结的双边投资协定更能显著地促进中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以及增加并购成功数。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与发达国家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的签订更能显著地促进中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相较于大洋洲、北美洲、非洲和南美洲,与亚洲和欧洲国家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更能显著地促进中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而与亚洲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且更能促进并购成功。（3）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的影响具有主体所有制异质性。与国有企业相比,双边投资协定的签订对中国非国有企业海外并购的正向积极效应更强。（4）相较于文本质量较差的双边投资协定,文本质量较高的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积极影响效应更强。（5）双边投资协定能利用与制度质量的交互机制促进中国企业开展海外并购,能利用互补机制促进中国企业前往制度质量较优的国家开展海外并购并成功进行,能利用替代机制促进中国企业前往制度质量较差的国家进行海外并购。（6）双边投资协定能利用“调节机制”弥合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制度距离,促进中国企业前往与中国制度质量差距较大的东道国进行海外并购。在全球经济下行、国际经济治理秩序大变革、中国新一代双边投资协定发展停滞的背景下,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面临着东道国较大的政策不确定性,亟待国家予以指引和保障,以提高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风险防控能力。本文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为中国企业更顺利地进行海外并购提出政策建议。中国应加速开启新一代双边投资协定实践,在尽可能全面覆盖的情况下,有针对性地对已签订“一带一路”协议国家签订和修订高质量的双边投资协定或签订附加协议,同时要重点关注亚洲、欧洲国家,特别是其中的发达国家。此外,应加大对非国有企业的支持力度。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过程中,应着重关注国家政策走向,加强国际化专业人才培训,进而提升企业的投资要素整合能力,降低并购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