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创意产业基于经济效益获取、就业岗位创造、各类资源集聚、区域更新和绿色生产等方面的优势,成为欧美发达国家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电影产业作为其核心产业被各国所重视。一部影片从生产到最终消费需要经历生产制作、发行和放映三大核心环节,这三个环节都对产品的质量、最终消费和产业经济效益产生关键影响。这与生产性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等显著不同,它们强调生产环节为产业核心,产品质量高低仅取决于生产单一环节的技术水平和组织方式。经济地理学界对文化创意产业,特别是电影产业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产业集群理论展开,重点分析在特定地方电影生产的集聚,包括其组织方式、空间格局等,但该理论只关注了电影产业的地方性和生产制作单一环节,忽视了电影产业的全球性特征,很难解释电影产业在全球尺度的发行和放映现象;随着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电影生产制作环节的服务外包,不同国家、地区和集群间电影生产的跨区域合作现象日渐普遍,集群理论对生产环节的解释力也有所下降。基于上述问题,本论文一方面结合产业集群和全球生产网络两大理论分析新时期电影产业生产制作的组织方式、空间格局,另一方面关注电影产业发行、放映两个环节的空间发展规律、网络组织主体和结构特征,并对我国电影产业各环节网络进行刻画,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不同空间尺度的网络分析是电影产业研究的新视角。电影产业生产制作集群仅仅是其地方尺度的网络组织形式,而全球尺度的电影生产制作网络业已形成,其不同构建机制对应不同组织主体。一是以大型影视跨国企业为组织主体建立对外管道,进而演化为集群间合作,二是国家间、大型企业间以不同方式构建跨国家合作态势。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市场的一体化与各类资源的全球流动加剧,电影产业从内容为王转向内容与发行并重,一部影片的质量、最终消费数量和产业的经济效益受制片、发行和放映三大核心环节协同效应的影响,因此只有通过综合各环节的网络结构主体、空间尺度和组织特征等才能科学认识电影产业。第二、电影产业不同价值链环节的网络特征差异显著。生产制作环节,产业集群是地方尺度电影生产制作组织的基本单元,全世界已形成以跨国媒体集团为网络核心主体的好莱坞、基于关系建立的松散电影生产网络宝莱坞、基于外包项目的卫星式电影集群温哥华等典型的产业集群。空间上,它们都位于大都市中,存在显著地方情境性;组织上,它们是高度灵活和不确定的生产系统,核心主体是制片企业、供应商和自由职业者;演化上,它们都经历漫长的发展过程,而政府政策有助于发展速度的提升。全球尺度的电影生产制作网络则主要基于外包和电影项目合拍两种方式构建,其组织主体不局限于跨国企业,还存在国家、集群等节点;发行环节,国家是一部影片发行活动组织的基本空间单元、绩效衡量的基本维度,而全球尺度电影发行网络是以跨国企业为核心主体,通过跨国企业子公司建立、放映渠道的控制、电影节的参加等方式实现网络构建;放映环节,组织形态基本固定为各国家少数大型院线企业掌握本国放映市场,与国外其他放映企业间不存在合作与联系,国家是电影放映的唯一空间尺度。此外,因为放映环节受观众的行为偏好影响,所以电影放映环节的空间特征更强调微观尺度影院的布局。第三,中国电影产业网络有限度的市场化。中国电影产业化过程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截止当前依然属于有限度的市场化,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中国电影产业对外的限制性制度,主要是外资企业对我国的市场准入制度;第二,关于中国电影产业的组织主体,国有企业是生产制作、发行、放映等环节重要的构成之一。生产制作环节,我国最有潜力发展成为全球性电影产业集群的是首都北京,核心驱动力是北京市电影产业相关制度,这些制度吸引大量影视人才、相关企业和支持企业等的集聚,共同驱动北京市电影产业在全国的高度集中和强势发展。我国电影产业集聚嵌入全球的方式主要是参与或组织国际电影项目的合拍,合拍项目从简单的创意者个人与企业的合作发展成为制度、资本和创作的深层合作。发行环节,主要以国有企业为第一梯队,嵌入全球网络的方式主要是与外部大型生产制作企业签订发行协议、合并或并购全球专业发行企业、参加国际电影节。放映环节,我国电影影院放映主要被院线企业所垄断,其市场格局已基本稳定,以万达院线为核心,国有企业中影星美、中影南方新干线和民营企业广东大地、上海联合、和广州金逸珠江为第二层级,更低层级的市场格局则处于动荡中。通过对电影产业不同尺度的网络分析和对我国电影产业网络的刻画,可以归纳出电影产业不同价值链环节的网络构建尺度、合作主体、企业空间布局等均不相同,电影产业的经济地理学研究不仅要基于地方尺度的产业集群视角,还要从全球尺度的全球生产网络、全球价值链等理论视角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