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虽然取得高速增长,但也产生了众多的社会问题,其中农地非农化过程中衍生出来的社会问题尤为引人注目。这些由农地非农化过程中衍生出的问题大体上可概括为四个方面:农民上访和群体性事件频发,城乡差距拉大,城市化、工业化不协调发展以及金融体系的抗风险能力下降。这四个方面的问题,任何一个问题都会影响到中国的政治、社会以及经济的稳定。本文就是从交易费用的角度来对产生这些问题的制度原因进行深入地分析,之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分析,就在于产生这些问题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存在一些特殊的交易费用,使得农地非农化以扭曲的方式进行,从而衍生出了这四方面的问题。因为如果交易费用为零的话,或者说,交易费用接近于零的话,那么整个社会就会平稳地运行,而不会产生社会的租值耗散——即众多的社会问题。所以根据制度经济学的逻辑可以推断,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就在于某些制度安排不能有效地节约那些特定的交易费用。本文就是从这样的视角来分析中国的农地产权与中国的行政管理制度结构的关系,为了便于分析本文把农地非农化过程中涉及到的制度安排分为两个部分:农地非农化合约和行政管理制度结构,前者是对征地以及变性为国有后的土地出让过程的约束,后者包括约束或是激励农地非农化过程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以及行政管理制度。为此本文借助张五常教授《佃农理论》中分成合约的模型来分析现有制度结构下中国农地非农化过程中的配置问题,通过建立一个固定比例的分成合约模型,本文发现上文提到的四个方面的问题,其实是内生于中国的农地产权与中国属地化管理基础上的逐级层层承包为特征的行政管理制度安排不相适应,或者说是农地非农化合约和行政管理制度结构不相适应。但更为根本的原因则是,国家权力在配置资源所缔结的合约中承当的角色不具有比较优势,即国家权力作为合约的缔约方在节约交易费用上并不具备比较优势,而此时国家权力没有承当起合约实施的第三方,就使得合约实施的交易费用飙升,这就使得农地非农化过程中产生的租值耗散现象陷入恶性循环中去。因此根据制度变迁理论的逻辑,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农地非农化合约和行政管理制度结构的运行,推测中国的农地产权在不久地将来会做出调整,并且本文认为只有在中国建立一套以市场价格作为农地配置准则的农地产权,那么中国才可以走出这个恶性循环的同时还能把改革的事业继续往前推进。本文的创新之处有两点:第一点是本文使用现有的相关文献很少使用的交易费用分析方法来研究农地非农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而且在使用这个方法的过程中:使用租值耗散这个现有的文献几乎不用的视角来分析社会问题,从而加深了理解现有的制度安排所产生的交易费用,而且也揭示出现有的文献所忽略掉的交易费用;还有就是对合约模型进行创新性的应用,即用这个模型来分析交易费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分析了中国的转型趋势;第二本文界定了制度结构中作为外生变量的制度安排和内生变量的制度安排,从而有力地分析了造成社会问题的制度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