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国而言,财政收入是政府实施公共服务的前提与保障,而税收收入是财政收入的第一大来源。然而,随着资本的跨境流动日益频繁,企业跨境避税为税收征管带来了难度。因此,全球范围内的税收合作就显得更为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应际而生,它的出现为税收领域的国际合作开辟了新局面。一直以来,我国政府排除万难,积极投身于国际税收合作,呈现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风范。作为我国加入的首个多边协作税收公约,此举不仅加强了跨境税源管理,打击跨境逃避税,更是健全了我国税收征管网络,拓展了国际税收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本文将我国正式执行《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作为外生冲击,验证其执行效果,同时判别宏观政策环境与微观企业行为之间的关联关系。具体而言,本文选取2014-2019年间我国深沪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以拥有海外关联公司的企业作为实验组,无海外关联公司的企业作为对照组,分析《公约》的执行对我国企业避税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多边税收协作的实施能够降低我国拥有海外关联公司企业的避税程度。另外,由于境外“避税天堂”的特殊意义,进一步考虑海外关联公司所处的注册地,本文再一次将拥有海外关联公司注册地在“避税天堂”的企业作为实验组,其余作为对照组。结果发现,若企业的海外关联公司注册地在“避税天堂”,多边税收协作对其避税程度的削弱作用更明显。随后,为了保证稳健性,本文还进行了安慰剂检验和平行趋势假设检验。除此之外,本文对样本企业进行异质性检验,分别检验产权性质、内控质量如何影响企业避税程度。将样本企业划分为国有控股企业与非国有控股企业,结果得出与非国有控股企业相比,多边税收协作的实施对国有控股企业避税程度的抑制作用更明显。将样本企业以迪勃内控指数划分为内控质量高和内控质量低,结果得出与内控质量高的企业相比,多边税收协作的实施对内控质量低的企业避税程度的抑制作用更明显。因此,本文的结论为政策如何影响企业避税行为增添了新的考量依据。另外,国际多边税收合作还可以进一步研究。第一,我国法律体系中还需要如何完善税收情报交换条文;第二,我国税法及其相关条例与《公约》存在矛盾摩擦或不相适应的地方,如何影响《公约》的执行力度;第三,随着签署国的增多,《公约》对我国企业避税程度的影响力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本文为我国参与国际多边税收协作方面提供实证证据支持,为加强反避税执行成效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完善我国税收情报交换工作机制;第二,辩证看待我国税法与国际税收条例的矛盾,采取最符合我国国情的税收应对之策;第三,加强国际税务合作以加强税收监管效率,提高税收征管和服务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