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政治关联对企业不同方面的影响，是最近几年刚刚兴起的。有关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关联为企业带来的好处，以及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原因，而关于政治关联对公司盈余质量的研究还比较少，本文在政治关联与盈余质量研究的基础上又加入市场化进程的治理机制，这是对现有研究领域的扩充。　　本文手工搜集了2007~2009年在沪深两市上市的A股民营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政治关联数据，将政治关联划分为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和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将政治关联等相关因素纳入扩展的琼斯模型(陆建桥，1999)，系统研究了政治关联及不同方式的政治关联对民营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的影响。具体的主要结论如下：　　1、本文从盈余质量的计量观角度出发，利用修正的Jones模型计算可操作应计利润的绝对值，作为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幅度，以此来衡量公司盈余质量的高低。将可操纵应计利润的绝对值作为被解释变量，将公司是否具有政治关联的虚拟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在此基础上加入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及其平方、经营周期、成长性、盈利能力的衡量指标作为控制变量。通过回归得出公司是否具有政治关联对公司盈余管理程度影响不大，我们思考这可能是由于我国政治关联的类型不同导致的。　　2、在借鉴杜兴强等(2009)的研究基础上，本文也把我国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划分为两种类型：“政府官员类”和“代表委员类”。然后分别进行回归，结果发现具有“政府官员类”的民营上市公司其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较大，即公司的盈余质量较差；而具有“代表委员类”的公司其盈余管理程度较小，即公司的盈余质量较高；在同时具有两种政治关联的公司的回归结果中也发现公司的盈余质量较差，这可能是因为，当公司同时具有“政府官员类”和“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时，其中“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对公司影响较大。　　3、当我们在回归模型中加入政治关联与市场化进程的交叉变量时发现，交叉变量回归系数的符号与政治关联回归系数的符号相反，且显著，分类回归中也是此种现象，这说明市场化进程具有很好的治理机制，当公司所在地的市场化程度高时，公司的盈余管理幅度较小，盈余质量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