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评估是保证和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举措之一。从组织主体上看,中国的高等教育评估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政府主导的评估,一类是由民间组织的评估。其中高校本科教学评估涉及面最广、影响最大,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度也最高,是中国高等教育评估中的典型代表。评估与问责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一定基础上,可以从问责视野来分析评估。那么,本科教学评估制度是不是一种问责制?如果是,是何种类型的问责制?该种制度的运行效果如何?如果要变革会遇到什么阻力?通过上述问题的分析,透过本科教学评估制度,可以看出中国高校问责制该如何改革?对于这些问题,已有研究并没有作出相应的关注与回答。因此,立基于国内外的实践经验与研究成果,对以上问题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能为完善中国高校问责制提供依据。本研究选择从制度层面来分析中国高校问责制。如果放宽新制度主义中三个重要流派各自的假设,将结构、制度、理性的作用整合起来,从制度对行为的影响和影响制度的深层结构、制度自身在历史上的路径依赖以及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几大方面的因素入手,可以分析中国高校问责制的运行效果、历史演变及其未来的变革趋势。首先假定规则是外在的,制度是给定的,也即将高校问责制看作自变量,解释在现行高校问责制度情境下的高校行为,而不去解释规则的创设过程,以便对现行制度进行评估。然后将高校问责制看作因变量,主要从结构上的制度影响,历史时序上的路径依赖与回报递增,制度延续与变革的关键节点三方面进行研究,以此来解释特定结构中具体制度的生成与演变。这里主要分析中国高校问责制度在何时、因何种动力而发生何种类型的变迁,进而预测并构建更趋合理的、符合中国国情的高校问责制。理论上讲,管理视野中的高校问责制属于传统的“对责任的回答范式”。管理者是问责主体,被管理者是问责对象,二者是分离的,而且高校的利益相关者没有广泛参与,因而存在许多缺点。而治理视野中的高校问责制则强调问责对象应变被动为主动,变压力为动力,自觉承担利益相关者责任。这样,整个问责最重要的目的不是证明,而是改进,以便协助高校做出有关符合利益相关者需求的决策,同时提供绩效问责的信息。高校社会问责制是指由高校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共同组成的问责主体对高校进行问责,具体运行机制是由政府指导、协调、认证,并由政府和其他社会评估机构分类组织,高校利益相关者全过程有效参与的整合型高校问责制度安排。这也正是一种治理视野中的问责制,因此,社会问责将是高校问责制的改革方向。从问责制的视角看,中国已实施的第一轮本科教学评估制度实质上是一种政府对高校的问责制度安排,属于管理视野中的问责制。那么,要使本科教学评估取得更好的效果,就必须建立治理视野中的高校问责制,即中国高校社会问责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运用模糊综合评价原理进行多级分析的结果表明,本科教学评估制度这种典型的中国高校问责制的有效性被认为“一般”,占40%,认为“较好”和“很好”的比率合占24%,认为“一般”以上的共计达到64%,这说明该制度基本上被认可。但认为“较低”和“很低”的比率还较高,合占36%,可见,为了使本科教学评估制度更加完善、有效性更高,必须加强改革。进一步分析表明,如果以本科教学评估这种中国高校问责制为自变量,在政府问责的情境中,高校的行为具有策略性,是有限理性的选择。一方面高校高度重视评估,而且在短期内积极行动,也达到了一定的效果；另一方面,高校的策略性行动后续乏力,没有形成不断改进的自觉行为,外部的压力没有很好的转化为内部的动力；而且由于有限理性选择,甚至出现了一些意料之外的“异化”行为,给师生和社会带来了很多副作用,而相关制度对此却没有强大的约束力。这就大大降低了本科教学评估制度的有效性。第二,如果以本科教学评估这种中国高校问责制为因变量进行分析,在建国6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高校问责制度变迁经历了三个阶段：高校“无权”状态下内部检查式的问责阶段,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情况下逐步规范化的政府问责阶段,以政府为主、社会逐步有限参与的问责阶段。中国高校问责制受制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思维惯性、集权管理运作模式、官本位的文化观念等宏观“制度的深层结构”。正是在高的构建成本、学习效应、合作效应、适应性预期、市场不完备、利益以及信念等因素的作用下,中国高校问责制在行政模式的轨道上逐步演进,体现出很强的路径依赖现象。在建国以来60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高校问责制存在四种类型的制度变迁：制度微调、制度转换、制度扭曲、制度断裂。目前,中国高校问责制存在的种种弊端呼唤制度创新,从路径依赖到制度创新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制度深层结构的影响及路径依赖现象的存在,既为制度创新提供了现实基础,也是制度转换的阻力,因此,必须依据中国国情来探索具体可行的中国高校问责制。符合中国国情的高校社会问责制度的核心内涵主要包括如下几方面：第一,建立高校与其利益相关者的伙伴关系,产生协同作用,在常态中根据需要定期和随机启动问责。第二,政府颁布相关高校问责政策法规,制定问责规则,成立各类相关机构,督促学校公布信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依据高校利益相关者的需求,设置不同的评估项目。由教育部评估中心指导、监督和认证,评估中心和其他社会评估机构共同分类分级组织实施,高校各利益相关者广泛参与,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布。第三,高校设立专门的问责回应机构,按照政策法规要求提供教学基本状态及教学科研成就等多种数据。并与利益相关者积极互动,利用反馈信息促进高校改进。第四,高校各利益相关者利用政策法规设定的参与机制,参与高校问责的全过程,在问责过程中与高校互动,监督政府与学校的行为。根据各自的需要利用问责结果,在满足自身利益诉求的同时对高校形成不同的良性压力,促进高校持续不断地改进。应当通过提高高校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意识、健全高校问责机构、制定相关政策法规等措施来促进中国高校社会问责制的建立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