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是80年代中期,与莫言、苏童、余华等同时崛起的大陆小说家。过去数十年间,他很多文学作品都是在台湾发行。因此,他在大陆的知名度,不及其他的小说家。从作品内容上来看,他也的确是缺少一种头角峥嵘的特色。但是,叶兆言与他创作的小说共同构成了当代文坛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既受到传统文学的熏陶又接受西方文化的洗礼,身上兼有作家和文人学者的双重气质。他是一位坚持民间立场并以平民姿态进行创作的作家,既有传统的习性,又有着先锋创新的觉悟。台湾作家王德威对此评价道:“他的作品从言情写到了侦探,从拟古写到了新潮,兴趣异常的广泛。同样,刻意标榜特定风格或素材,不是他的长处。”他对小说创作题材的选择、耐人寻味的叙事技巧运用,充分的呈现出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坛上各个流派团体的创作风格与技巧。其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在原有题材风格的基础上开拓创新,使得他的文体风格的多元化这。这样一来他的作品时常引起评论界的焦虑和失语,我们无不遗憾的看到研究者们对他的“权威认识”,还停留在他与他的作品“无法归类”的问题上。鉴于此,本文拟将叶兆言作品中的传统气质与现代精神纳入到他笔下的“系列小说”这一统一体中进行研究分析,期望对他的文学创作能有一个重新的认识。“系列小说”是当今文坛上的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说明了小说技巧的创新与改革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当代作家的深刻思考。“系列小说”的创作无论是19世纪法国文学大师巴尔扎克笔下的《人间喜剧》,还是中国文坛上巴金的《激流三部曲》、高晓声“陈奂生系列”等都是成功之作,从根本上体现了小说创作文体与内容的密切关系,从文体形式上为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多重实验的空间。20世纪以来的当代文坛继续着“系列小说”创新的可能性,叶兆言的创作实践就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这一问题的范本。本文就针对叶兆言的“系列小说”进行探讨论述,在引言中我首先会论及“系列小说”的概念以及这种经过创新后的文体形式较“中短篇、长篇”小说的优点,并由此引出叶兆言“系列小说”这一文体形式。正文将从三个部分具体分析叶兆言“系列小说”的特色主题和叙事技巧的创新与转变。第一部分探讨叶兆言笔下各具特色主题的“系列小说”,即“夜泊秦淮、侦探、挽歌”系列。通过阅读文本我们发现,在叶兆言这些作品中都有一个清晰地故事背景笼罩着他笔下的人物和故事。历史小说“夜泊秦淮”不动声色的描摹旧时南京的风俗世情,身处战火中的历史真相却暗含其中,作者为读者重塑了一个客观的历史客体。“侦探小说”中案件的侦破过程一直进行,却始终无因无果。消解了侦探小说原有的抽丝剥茧式的探案趣味的同时,又安排“非法人物”介入其中,不仅打破了传统故事情节叙述的封闭性,也给读者造成一种陌生感,使得阅读故事的快感一再受到阻碍甚至最终消失殆尽。“挽歌系列”每一部作品充斥着死亡的讯息,作者通过历时态与共时态相交错的叙事策略追忆逝去的时间,由死反观生的困境,消解了人物的激情、淡化了作品的主旨。“历史、案件、死亡”时刻在场贯穿其中,却只是情节设计的背景与载体,同时叶兆言把对传统文学的解构颠覆与故事情节的设计精心组合,它不仅丰富了叶兆言的创作内容,也展示了作者在系列小说创作方面更多探索的可能性。第二部分是分析以“张英、迟钦亭”为例的“人物系列”,如果说“挽歌”系列通过对死亡的描写唱出了一幕幕扣人心弦的悲剧,那么这一系列小说一首首“艳歌”则是充满“好笑和噱头”的喜剧。叶兆言将自己的视角搁置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以更多的笔墨触及那庸俗忙碌的平凡人生,向读者展现出在“鸡毛蒜皮的”琐事的重压下,人们无力承受的生活现状。文本中的男男女女被无形的力量牵制着,匆忙的奔赴各自的悲愤命运。当然,叶兆言同样是一个富有创造力的作家,他的“人物系列”小说较之于“陈奂生系列”、“章永璘系列”真是大异其趣。本章就从“多重人格的人性象征、不动声色的探索以及坠入庸常”三个方面,深入的探讨两者之间的区别。第三部分阐释叶兆言“系列小说”中的互文现象。我们都知道“文学现代化”所发生的最深刻并具有最根本意义的变革,是从文学语言和形式开始的,并且涉及到与此相联系的美学观念和品格的变革。其中“文学内容和形式”、“文学的俗与雅”、“形式的大众化与先锋性,平民化与贵族化”,这些艺术难题都体现在文学创作之中。在阅读叶兆言的作品时,我们时常能从文本中看到传统文学经典作品的身影,这也是叶兆言系列小说作品中最为普遍的一种美学现象。他通过“戏仿、引用”等艺术手法构成了文本的“互文性”,从而丰富了自己的创作。这部分我将涉及到“互文性、戏仿”的概念,通过“似真性仿效”与“反动性仿效”两种分析范畴去寻找互文的文本,分析它所具有的审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