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传播及其理解过程中,自然辩证法是一个饱受争议甚至是批判的领域,人们更多地提及卢卡奇等在唯物史观方面的贡献,但鲜有提及唯物辩证法特别是自然辩证法方面的进展情况。问题是唯物辩证法特别是自然辩证法在马克思恩格斯去世之后是否还得以有意义的传播?是否引起一定的社会-学术反响?这些问题关涉到马克思的科学性与革命性的关系问题,关涉到马克思学说与恩格斯学说的划界问题。一个多世纪以前,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相继发表,这两篇在当时学界引起强烈反响的著作也引起了生物学家们的诸多猜想：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是否能够与生物学研究的某些方面结合,传统生物学能否在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唯物辩证法的双重影响下得到进一步的突破等问题。20世纪初英国出现了一位著名的生物学家,他大胆的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应用于生物学研究中,并获得了成功。这位极具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生物学家正是J.B.S.霍尔丹。为了弄清楚霍尔丹对唯物辩证法的接受与应用,本人曾到英国埃克赛特大学进行学术访问,带回大量(几乎全部)有关霍尔丹的文献及信息,并在此基础上梳理了霍尔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三个阶段：唯心主义时期(20世纪30年代前)、过渡时期(1930-1937年前)和唯物主义时期(1937年后)。本文创新点在于从一位自然科学家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接受和运用进行研究,研究成果有二：其一是严肃考察了霍尔丹从非马克思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过程；其二是区别以往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考察的方法,将唯物辩证法的应用置于自然科学的具体研究实例中如突变和自然选择的关系、“种分化”的辩证解释及疾病与进化的辩证关系来具体的考察霍尔丹如何运用唯物辩证法。最后,本文试图得出结论和研究意义在于,霍尔丹将唯物辩证法应用遗传学研究这一成功案例说明,马克思主义的人文精神固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它的科学品格亦不容忽视。与传统的人文解读相比,马克思学说在自然科学中的胜利更加弥足珍贵,也更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