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是植根于农业文明和传统乡土社会的瓷业手工业城镇,有一千余年的制瓷业发展历史。在长期的瓷业生产和利益博弈中,景德镇形成了稳定的生产体系与社会结构。在总的平衡中,这一体系也会因政治变革、消费理念的变化而受到冲击,但其依旧能够通过吸收合理性因素保持社会的稳定。明清时期,海内外瓷器贸易的兴盛不仅让景德镇瓷器成为最受欢迎的文化产品之一,也促使景德镇形成了手工模板化的瓷业生产体系。近代以来,在瓷器贸易衰退和剧烈社会变迁的历史背景下,景德镇传统瓷业生产模式遭遇到巨大的挑战。景德镇传统瓷业生产体系与社会结构,有如下显著特征。首先,以瓷器贸易为核心,以市场为主导,景德镇形成了商品化产业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意味着其瓷器产品会因社会需求和文化审美的转变而变化。从宋朝的青白瓷、到元朝青花瓷,再到明清时期的彩瓷,景德镇瓷器产品风格在继承基础上不断创新。其次,瓷器贸易的兴盛,促成景德镇形成了手工模板化的产业模式。从原料开采与加工、瓷坯制作与绘制、瓷器烧造与贸易,景德镇制瓷业有近百道工序,生产过程中不同工序分工明确且紧密合作,实现了生产技术极致化与产品精致化。再次,作为手工业移民城镇,景德镇形成了复杂的利益群体与社会关系。在以“逐利”的原则下,周边民众来到景德镇从事制瓷业、金融业和商业等行业,形成了以制瓷业为中心的社会运作体系。在长期利益博弈过程中,行业组织、地缘关系与经济利益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复杂的利益群体与关系网络。但无论瓷器制作过程中的劳资双方,抑或是其他经济、社会组织,均没有绝对性的强势与弱势。各方通力合作才能保证景德镇的良性运作,并最终实现各自利益最大化。最后,景德镇瓷器种类多样,既有满足生活需要的日用品,也有供应上层社会消费的艺术品,产品消费模式外化为个性化、唯一性与批量生产的多元组合,这就决定了瓷器生产技术多样、工艺复杂。生产特征、社会组织与消费模式决定了景德镇制瓷业不同于近代其他地区的手工业模式,具有较强自我修复能力。在瓷器贸易繁荣的时候,大量移民来到景德镇,从事瓷业及其他相关产业；而在瓷器贸易萧条情况下,生活难以为继的瓷业匠人回到乡村,从事农业或渔业。这种进而为工,退而为农的模式维系了景德镇社会结构的相对稳定。此外,由于大部分瓷业工厂主,也是技术出身的瓷业从业者。在工厂破产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依靠技术存活,并寻求再次崛起的机会。这种独特的弹性社会结构能够巧妙的化解外力的巨大冲击,保证景德镇社会结构沿着自身所构筑的模式去发展。近代以来,在外力冲击下,景德镇传统制瓷业模式与社会结构遭遇巨大的危机和挑战。首先,新型机械化瓷器日用品,不仅取代了景德镇的国际市场,也冲击其国内市场,景德镇制瓷业处于衰退境地。其次,新式政治管理模式改变了传统社会以行业自治为主导的社会运作模式,同时也削弱了传统社会组织的话语权。此外,近代中国多舛的命运与不间断的革命风潮,也对景德镇制瓷业带来影响。最后,在西式文化的冲击下,国民的消费理念和审美风格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传统器型与装饰风格不再受欢迎,景德镇瓷器产品和制瓷体系均需要一定程度的改变。在历史与现实巨大落差的背景下,官员、实业家、学者等社会各界人士以振兴景德镇瓷业为圭臬,试图将西式工业化生产体系移植到景德镇,取代在他们心目中传统落后的瓷业生产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改良。此外,行政地位的变化也影响到景德镇社会结构。民国初年,浮梁县署由旧城迁移到景德镇。景德镇不仅仅是瓷业手工业城镇,也成为区域政治中心。国民政府时期,景德镇又成为江西第五行政专署所在地。官方主导的社会改良也对传统瓷业社会调节机制提出了挑战,危及到瓷业生产体系与稳定性的社会结构。但这些社会改良与实业实践忽视了景德镇瓷业生产模式的合理性与惯习,无视近代景德镇瓷业生产所取得的成就,切断了历史发展的延续性。改革群体将自身并未认识清晰的现代化理论随意诠释与运用,不仅其社会实践无法成功,还加深了传统与现代二者之间的对立与误解。但不可回避的是,近代景德镇瓷器贸易量的衰退与传统瓷业生产模式的局限性有密切关系,新型瓷业生产优势也在中西竞争中表现出来。在此背景下,基于自身利益,景德镇瓷业从业者积极吸收现代化生产的合理性要素,并将其融入到瓷业生产体系之中,优化了传统的瓷业生产方式,使其更适合现代发展需要。但这种融合并非社会精英所主导的机械化改良,而是在市场主导下,瓷业生产者以“利我”为核心而进行自我改变,也可以说是传统瓷业从业人员主导了近代瓷业改良。如果新型产品受欢迎,或新技术提高生产效率,从业者就会主动吸收。反之,即便官方再强力推行,改革效果也不明显。如果依照现代化对景德镇瓷业传统冲击的模式去思考,我们可以探究出景德镇社会结构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社会惯习的核心作用。尽管传统生产形态因为瓷器贸易量下降、瓷业衰退而失去了话语权,并被社会各界认为是阻碍景德镇复兴的障碍。但依靠自身独特优势,在近代中国多舛的历史背景下,长期形成的手工生产模式依然在景德镇瓷业生产中居于主导地位。对近代景德镇瓷业和社会结构的分析,有助于从个案的角度入手,探究中国社会复杂背景下现代化模式的有限性。总体而言,景德镇固有的社会体系,既符合制瓷业产业特征,也与其发展模式相吻合。由于近代瓷业改良群体忽视了景德镇生产结构的合理性,造成其改革成效不佳,既折射出现代化移植的有限性,又证明了景德镇瓷业社会结构的稳定性与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