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投资基金是一种专业化、集合投资性质的产权投融资中介，其基本经营标的是企业股权，其基本商业模式包括资本市场股权价格套利、标的公司治理套利和产业链整合套利。以基金财产为边界，可以将其利益相关者分为内部利益各方和外部利益各方，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随着基金运作各阶段的推进而不断演化。在这个演化过程中，企业股权这一实体经济中的核心权益与各种金融工具结合起来，在实体经济与金融虚拟经济之间架设起一座桥梁，使之成为经济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股权投资基金以投资人的资金投入和管理人的人力资源投入作为其存在和运行的基础。资金投入受到经济体制中财产权保护，形成基金财产的所有权;而人力资源投入则更多地受到基金基本合同的保护，形成基金的经营控制权。基金基本合同因而也一般地约定了这两类不同权利主体间达成一致行动的机制。在基金的运行过程中，这两项基本权利又进一步分解成各利益相关主体之间资金流、权益流、信息流和智力流。各利益相关主体由于这“四流”的不对称性、非连续性，展开内、外部交易，使这种不对称性趋于对称。但是，这种权利设置、行动机制和内外部交易结构的设置是明显属于不完全合同，基于激励主义和制衡主义思想，所以并不能完全解决微观与宏观中存在的利益冲突，而必然地引致监管的介入。　　 股权投资基金发展的基本环境描述、监管概念界定，微观、中观和宏观几个层次的监管必要性、监管主体、客体、价值取向，监管模式、原则、边界的划定等方面的内容，构成了一个股权投资基金监管的概念框架。　　 规范与发展是股权投资基金监管的两个基本的价值取向，因而监管实践又可以据此分为规范型监管和发展型监管。规范型监管又分为对基金的一般性规范和对由金融机构衍生出来的股权投资的规范;发展型监管也分为两个角度，一个角度是基金总体发展环境的改善，第二个角度是基金投资人保护。　　 与金融体系的其它部分类似，监管力量也是促进股权投资基金发展的一个基本因素。本土的股权投资基金产业就其发展阶段来说，还处于成长期，对于如何促进这个产业的发展，还在探索之中。其发展型监管的内在逻辑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寻找制约这个产业发展的因素，运用监管力量抑制或者消除这些制约因素，促进产业发展;二是借鉴国外相关经验，在监管上形成后发优势，以监管力量使这个产业发展少走弯路。这种逻辑集中体现在培育市场主体、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提供税收和用汇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和区域性监管竞赛等方面。　　 发展型监管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股权投资基金的投资人保护。中国的市场经济有许多中国特色，当前，股权投资基金产业投资人保护方面的中国特色在于:积极保护过于积极、消极保护过于消极、各项保护制度之间衔接不够好、漏洞不少。中国股权投资基金这几年的快速发展中，在监管方面出现了多头监管的现象，但是关于这个产业的基础性的信息体系建设明显不足，甚至没有人能够准确说出到底有多少家股权投资基金在市场上运作;法律监管中还没有专门针对股权投资基金的法律，在关键市场环节培育上，实践相当丰富，但是不系统、不全面、关联度不高，难以形成对投资人的有效保护。在消极保护方面，真正的合格投资人群体还有待进一步培育和挖掘，利益相关者的相互制衡往往被过度强调，从而影响整个产业的效率。因此，在中国建立起有效的股权投资基金投资人保护制度、满足这个产业发展要求，还任重而道远。　　 对基金主体、经营标的、基金管理人、投资人、托管人的监管、运营中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关系的监管，特别是投资人与管理人关系的监管，构成了对一般的股权投资规范监管的一整套监管规则，基本上覆盖了股权投资基金运营的各主要方面。但是，这么一整套概念上相对完整的监管规则是由不同层级、不同监管部门、在不同的时候、针对不同的监管对象制定的，这也是中国式监管的神奇之处，这种格局必定会影响到中国股权投资基金监管的实际效果。　　 中国的金融市场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以来，银行、券商、保险等主力金融机构涉足股权投资基金业务就受到限制，但是，毕竟金融市场是不可分割的，一方面股权投资基金需要金融体系的其它部分为它的发展提供支持，另一方面这些金融机构本身也会被股权投资业务的潜在市场机会所吸引，所以，各种类型的金融机构纷纷涉足股权投资业务就不足为怪了。对这类股权投资业务的监管的主要特征有两个，一是严格监管，他们实际上受到比纯粹型股权投资基金更为严格的监管，大概监管者的意图是将其塑造成股权投资基金规范运作的典范;二是逐步放开对于股权投资业务的禁止，满足其利用市场机会的愿望。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对经营主体、经营标的等的定义上看，西方国家更重视从基本商业模式、基本法律关系来界定股权投资基金;从规章体系上看，股权投资基金较发达的国家比中国要简明得多;从监管模式看，英、美等国更强调自律监管;从监管理念上看，英、美等国更重视维护市场机制下的各方利益平衡。　　 展望中国股权投资基金监管的未来发展，在“为什么监管”的问题上，维护公共利益、缓解个体间利益冲突、坚持发展与规范并重的监管理念一定会得到落实;在“由谁监管”的问题上，多主体、多层次、行政主导的监管主体格局将会持续一段时间，并呈现出重心下移、功能不断优化的特征;在“监管谁”的问题上，经营主体、经营标的和交易所将会成为三个重点;在“如何监管”的问题上，将逐步出现行政监管、行业自律与司法最终解决相结合的模式，相关的规章体系将逐步完善。